祝 贺， 巩茹敏
(哈尔滨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以下简称第四卷)是一部权威著作，是******在2020年2月到2022年5月期间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的集中体现，是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应答，突出彰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能”与“好”的关键在于“行”，“行”就行在“马克思主义做到两个相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2]基于此，从“第四卷”的视角透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相结合”，深刻把握和理解“两个相结合”的真谛，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理论创新”作为十个历史经验之三，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3]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其胜利密码之一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前提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4]，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变。”[5]这是贯穿“第四卷”一条鲜明的逻辑主线。
《***谈治国理政》四卷本从“两个结合”视角看是对新时代十年来坚持理论创新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第四卷”是对2020年2月至2022年5月的实践总结。第一，“第四卷”的第5专题“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大现实。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防控疫情成为重点工作之一。疫情防控工作不仅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福祉和身心健康，而且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局势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第四卷”这一专题收录了5篇文章，彰显了三个方面的深刻内涵。其一，处理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坚持原则方法，即坚持全面、辩证、长远、发展的视角看待经济发展的大势，肯定经济向好的同时，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
另一方面，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精准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做到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强化稳就业举措，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切实保障基本民生等。换言之，在疫情带来的挑战面前，如何化危为机，争取主动，统筹好两个大局，兼顾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平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二，处理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关系。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凝聚人心和汇聚民力的精神力量，如何把战胜疫情的精神力量即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推动民族复兴的现实力量，值得深入研究。其三，处理好整体思维和底线思维的关系。要坚持安不忘危的底线思维，增强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用辩证法则认识国内国外大势，实现全局性、前瞻性、整体性、系统性的谋划。
第二，“第四卷”的许多专题聚焦“发展”这一主题，彰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第7专题、“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第8专题、“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第16专题、“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第20专题等，上述专题收录的文稿占“第四卷”的五分之一左右。其内涵要义在于：一是从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三个视角出发，多维、动态地准确把握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二是从发展的动力、任务、目标、路径等角度出发，阐明发展的政治方向、价值归宿、动力机制、道路选择等问题，特别是从人民立场出发，完整、准确、全面地考虑新发展理念。三是从区域布局的角度，做好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特别是从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统一的视角出发，紧紧围绕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汇，统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例，******提出，要制定“十四五”时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实施方案。四是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相衔接，加快农业现代化，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抓好经济社会工作的关键要素，汇聚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实现乡村振兴，保证农民富足、农村宜居、农业高质；
五是以“十四五规划”为牵引，坚持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从关键核心技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科技体制改革、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总的来说，不论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都坚持毛泽东所创立的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第四卷”的内容都关联到疫情防控、发展等新时代中国最大的实际，体现了事物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矛盾运动原理的实践发展，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不断推进“两个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阶段。
******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6]“第四卷”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智慧，“第二个相结合”展现了中华民族文明血脉的传承与创新，也体现了“第二个相结合”的文化基因，特别是彰显了共产党人文化自信的根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其一，“第四卷”中的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第12专题为代表，显性体现了“第二个相结合”。其内涵要义在于：一是强调“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7]******作为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组领导时，提出了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也不断深入，文化建设的地位、功能、作用达到了新的阶段。具体来说，一是******在2014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学习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化自信，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到2016年7月1日，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四个自信”，并对文化自信做了新的阐释，成为与“五位一体”相提并论的“四个自信”重要结论，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把握和认识的深化。二是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性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8]这是已超越了从纯文化或意识形态范围的文化建设，而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和深度加强文化建设。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建设理论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9]“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10]由此******推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带动“四个自信”，促进形成文化产业的新发展格局。三是首次提出“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11]“第四卷”选取2021年3月22日这个考察讲话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两个结合”的论断在党的公开文献及重要讲话提出是“七一重要讲话”，即“第四卷”的第一篇文章，其实是在“七一重要讲话”半年前，******在福建武夷山的朱熹园考察就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并以反问的语气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2]基于此，******明确提出“第二个相结合”，并在五个月之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鲜明提出来。紧接着，四个月之后，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又再次加以强调，并写进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三个决议，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十个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之三。因此，“第四卷”的第12个专题从理论上说是指导意义重大，体现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成熟，从实践上说是价值意义重大，描绘了我们党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行的路径。
其二是“第四卷”中的第3专题“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第4专题“坚持敢于斗争”、第14专题“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18专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容，“隐性”体现了“第二个相结合”。“隐性”是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有许多吸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理论概括、理论升华和理论风格。一是“坚持人民至上”[13]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古人讲：“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
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的“人民至上”思想、抗疫精神、全面建成小康要求、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及民生思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对其价值性的改造和提升，使民心成为“最大的政治”。[14]******由此推导出党执政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二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第四卷”在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推导出了生态经济价值论、可持续发展论、污染防治论、低碳发展论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草木植成，国之富也”[15]的生态文化提升到新的高度。三是坚持国际社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走公平正义之路”。[16]******以此证明处理国际事务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做到共建共治共享共赢，反对所谓的“实力地位”出发，反对单边主义，反对霸权、霸凌，以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打造新的人类发展共同体。
总之，与《***谈治国理政》前三卷比较，“第四卷”更加强调“两个相结合”的论断。关于“第一个相结合”，从历史视角看，毛泽东、邓小平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相应的论述，只不过，他们更侧重从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结合”的重心放到了“中国具体实际”的“显性”层面，而把“第二个相结合”隐含在前者之中。关于“第二个相结合”，这是******明确提出，并把反映本土优秀思想、文化血脉、道德观念的精神滋养从过去附属于“第一个相结合”的“隐性”地位，单独地提炼出来，成为与“第一个相结合”相并列的独立部分，彰显了构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支撑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17]，极大推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出：“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18]从中共百年辉煌历程看党“两个相结合”历史价值，不论是建党早期的“南陈北李”，还是参加党“一大”的党代表，其人生结局及对中国革命贡献，都取绝于是否做到“两个相结合”及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信真用。
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矢”去射自己之“的”，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信真用。陈独秀在建党前和早期能够“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19]，勇敢判旧中国，对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功不可没，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不够自觉、理论结合实际不紧。在上海期间，毛泽东极力劝他深入实际，到最底层农村调研，而陈独秀没有做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不解决自身问题，影响了对理论掌握与升华，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右”倾错误。“离开中国特点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0]毛泽东大胆深入农村实际，了解工农基层情况。当时毛泽东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但理论联系实际使其思想产生巨变，1920年初毛泽东通过研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真理之“矢”，使其思想、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毛泽东自己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1]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信真用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先解决自己思想、世界观上的“矢”，再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党的第一批领导人都是走这样的路。36岁的朱德是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了自己思想使之发生根本性转变，放弃了原来信仰而坚信马克思主义。他去上海见陈独秀，最后在法国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可见，对每个人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由学“马”到信“马”用“马”，切实做到“两个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四卷”给我们指出了这条成功之路。
其二，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是实现“两个相结合”的关键。根据******对党史上第三个决议的价值评论“注重分析研究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22]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自觉做到“两个相结合”。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全党“两个相结合”提供方法论原则。延安整风学习运动最大功绩是以“两个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全党做到学“马”信“马”用“马”。******在新时代继承这些经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为抓手，以“两个相结合”为路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目的，创立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谈治国理政》1—4卷多次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教育、“两学一做”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建党百年时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等，彰显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23]“两个相结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两个轮子，有效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信真用，在“四个自信”基础上“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24]。
其三，坚持“两个相结合”要立足世情国情党情，在真学真信真用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时代新征程上践行“两个相结合”，必须把握新发展阶段、遵循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第四卷”要求全党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立足世情国情党情做到“两个相结合”，防止和破除新生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坚持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世情国情党情，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完成新赶考新任务。“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25]马克思主义“行”就要发挥马克思主义“行”的功能，在“学”马“信”马“用”马前提下做到“两个相结合”，“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皮’。”[26]在“两个相结合”中坚持“理论创新”，自觉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赶考路上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向新阶段。
******在“第四卷”中多次提出“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以“两个相结合”为轮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落到实处。毛泽东在1939年首次提出党建“伟大工程”，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党建伟大工程的动力，最后完成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赶考”任务。“两个相结合”命题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两个百年的交汇点上具有深远的文化意蕴。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具有西方的表达特征、范畴概念及话语方式，要实现其中国化，离不开“两个相结合”，特别“第二个相结合”，转化为中国化的理论、世界观及话语表达方式，毛泽东、邓小平等都做到这一结合，在理论概念、话语表述作出重要贡献。如毛泽东的“枪论”“实事求是”论，邓小平的“猫论”“小康”论，******的“鞋论”等等，都是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功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可见，“第二个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民族化本土化，使马克思主义更接地气、更符合中国人思维逻辑、用语习惯、认知方式和话语表述习惯，更坚定领导干部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和“两个确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到更加“学”马“信”马“用”马，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新时期新征程上取得更好更大成绩，展现马克思主义“行”的思想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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