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14篇

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14篇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历史谈话}　　比较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异同　　(清政府的3次自救运动)洋务、维新、保皇三派的主张和实践都无法改变中国半殖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1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历史谈话}

　　比较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异同

　　(清政府的3次自救运动)洋务、维新、保皇三派的主张和实践都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不能使人民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况。

　　概述: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封建官僚发起了一场“自强”、“求富”的运动，史称洋务运动；1898年中国的资产阶级发起了一场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即“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是在二十世纪初在西太后主持下，在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措施，当时习惯称为“新政”。通过颁谕展开的。了解这种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晚清社会的变迁及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一）不同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都是发生在民族危机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但是这三场运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1、时间不同：洋务运动发生在清政府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军起义的内忧外患后，维新变法发生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发生的民族危机之时；清末新政发生在，义和团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瓜分的民族危亡之时。

　　2、阶级属性不同：前者代表地主阶级，后者代表资产阶级，在后者是统治者自己3、目的不同：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是要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目的；维新办法是要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4、领导阶级不同：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即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开明官员)；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清末新政是统治阶级皇族内部5、探索之路不同：洋务运动是走军事器物救国之路；戊戌变法想通过变法图强，清末新政是变法维护其风雨飘摇的反动统治6、从内容来看：都主张学习西方，但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还学习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7、性质不同：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是清朝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8、作用不同：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戊戌变法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所以说洋务运动是洋务派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前提是不改变政治制度。但维新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的一场救亡图存的运动，其根本目的是改变政体，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体系，建立君主立宪制。

　　（二）相同点：1、背景：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机条件下，清政府调整政策。洋务运动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和镇压太平天国时采取的；戊戌变法是在德国强占胶州湾，面临“瓜分豆剖”、“揭竿斩木”的可忧境地时采取的。清末新政在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采用扶植清政府“以华治华”的策略，要求清政府改变它的无能状态，全国人民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发展，清政府自感面临统治危机，需要加强本身统治能力，清政府需要采取对策。

　　2、内容都有关注经济、培养人才，增强军事的举措。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主，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还办新式学堂、引进科技、创建海军；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兼习中西学科、实行征兵制等。3、它们对历史的发展进程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4、结局：都因触及君主专制政体和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没有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而失败。洋务运动随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而破产；戊戌变法因戊戌政变而失败；清末新政因其反动而失败。

　　教训：上述三派的主张和实践都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不能使人民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况。

篇二：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近代化进程，抵御外来侵略。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的改革运动，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宣传维新思想。清末新政就是清政府的垂死挣扎，名义上是新政，实际上是同改革派拖延时间，没什么作用。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的背景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是日本近代化的起航，但也使得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比较

　　相同之处：（1）都是在西方列强入侵、殖民地的危险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背景下，为摆脱困境而实施的变革。（2）都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短时期内移植西方的大机器工业，从办军事工业入手，逐渐扩展到民用工业。不同之处：（1）虽然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但就其倡导者来说，是在列强大炮的轰击下，不得已而为之，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仍寄希望于列强。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是摧毁幕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使日本摆脱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走资本主义道路。（2）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与封建势力、外国资本相勾结的改良之路，必然失败。而明治维新所推行的政策如“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较彻底地打击了封建保守势力，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比较

　　共同点：(1)都是在本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社会面临着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严重危机时所发生的****。(2)在本质上都是以带有某种半殖民地化色彩的封建社会为母体，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变革。改革都包括着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变革，两个运动所涉及、所要解决的，都不是枝节性的而是社会体制、社会制度问题。(3)都是由围绕着皇帝的一个政治集团酝酿、引发、组织、施行，自上而下地采取颁布政令、法令等方式进行的。区别：

　　(1)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日本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则是闭关自守。(2)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日本，则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岛国，这种空间背景的差异，也给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带来相当大的影响。(3)从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来比较，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派显得较为条理、有序，而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清末新政和明治维新的比较

　　共同点(1)就清末新政和明治维新前的形势来说，都是经济状况恶化，政治危机，国内外矛盾重重。(2)在内容上，清末新政和明治维新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区别(1)清末新政是清政府最高统治者阶层在其政权危机的形势下的一场自救运动，并不希望改变封建的政治制度。但是推动和领导明治维新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他们反对幕府统治，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它比中国的清末新政有着无比的革命性。(2)明治维新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清末新政的内容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专制制度存在的矛盾。(3)从其意义来看，清末新政这场自救运动并没有真正的挽救封建王朝的统治和阻遏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但其措施使民主革命的思想传入中国。日本的明治维新发展资本主义，使日本避免了沦为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命运。

篇三：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浅析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异同

　　摘要：1868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运动。1898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两次运动都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跃成为东方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而戊戌变法只是昙花一现，中国依然挣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同时改革，结局却一成一败。本文试图从两者的比较中探讨两国改革运动的异同，通过比较内部条件之不同、个人和组织的权力资源掌握程度之不同以及运行效用之不同，将有关因素进行调理归结阐述了当时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改革，论证了变法中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得出了其一成一败的原因。

　　关键字：明治维新戊戌变法改革

　　目录

　　一、绪论„„„„„„„„„„„„„„„„„„„„„„„„„„„„„„4二、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相同之处„„„„„„„„„„„„„„„„„„4（一）历史背景大致相同„„„„„„„„„„„„„„„„„„„„„„„4（二）改革的性质宗旨相同„„„„„„„„„„„„„„„„„„„„„„5（三）改革的内容大体相同„„„„„„„„„„„„„„„„„„„„„„5（四）改革的实行方式相似„„„„„„„„„„„„„„„„„„„„„„6三、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成败分析„„„„„„„„„„„„„„„„„„6（一）国际环境不同„„„„„„„„„„„„„„„„„„„„„„„„„6（二）社会结构大不相同„„„„„„„„„„„„„„„„„„„„„„„7（三）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和政策的实际作用不同„„„„„„„„„„„„8四、对中国发展的借鉴价值„„„„„„„„„„„„„„„„„„„„„„8（一）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8（二）发展经济„„„„„„„„„„„„„„„„„„„„„„„„„„„8（三）重视教育„„„„„„„„„„„„„„„„„„„„„„„„„„„9结论„„„„„„„„„„„„„„„„„„„„„„„„„„„„„„„„9参考文献„„„„„„„„„„„„„„„„„„„„„„„„„„„„„„9Abstrac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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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绪论

　　19世纪中叶，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殖民主义浪潮席卷世界的时代。在西方列强优势力量的冲击下，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制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国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两国分别启动了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标志的现代化变革进程，本文重在比较两个变法异同。

　　（一）中心论题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成败探讨，比较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在发生时期、社会背景、阶级支撑、改革措施、实质效果等方面的异同。

　　（二）写作意图

　　透过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看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国家的发展需要社会各方面环境的协调，通过比较得出雄厚的经济基础，强大的领导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相同之处

　　1840年以前的中国和1853年以前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十九世纪起，西欧列强为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扩大殖民地而入侵东亚，此时仍然实行着闭关锁国的中日两国被西方的炮火轰开了大门。在中国，其标致是鸦片战争。在日本，标致就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舰队东来叩关。两国被迫开港通商，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致使中日两国陷入重重危机之中。为了救国救民、中日两国在自己的国家掀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改良活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在两国历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就其当时国内的各基本方面，两国自身的社会性质和世界大势，都有许多的相同点。

　　（一）历史背景大致相同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在本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社会面临着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严重危机，在中国，是鸦片战争的失败，一系列不平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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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的订立，主权的逐步丧失，大量的赔款、割地和全国被几个列强瓜分为若干个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在日本，则是1853年以后的被迫开关，《日美亲善条约》、《安政五国条约》、《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之类的极端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是黄金的大量外流，是经济的日趋恶化，是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是被迫让外国在本土建立军事基地，是国内政治危机的加剧，是国家存在着被肢解的危险。在外来的侵略中，西方侵略客观上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有力的冲击了原有的封建生产方式和伦理纲常，催生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潮。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就是在国家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爆发的。

　　（二）改革的性质宗旨相同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在本质上都是以带有某种半殖民地化色彩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变革。直到鸦片战争前，还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其中，虽然经过洋务运动的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有所增长，但在社会经济中，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而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社会的，则除了一部分外来资本以外，更多大的是半殖民地化的因素。日本在18世纪从自然经济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因素。特别是幕府建立之初，由于政局稳定，全国统一，商品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以手工业工厂为载体，已缓慢地开辟着自己的航程。然而，就整个日本社会而言，它也不居主导地位。1853年以后的开关，又给日本社会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因此，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以带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封建社会为出发点。都是向西方学习，通过政府命令自上而下推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两国维新派都力图通过维新改革现状，使自己的国家走向强大。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增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收回国家主权，以成为近代亚洲独立自主的国家。

　　（三）改革的内容大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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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改革的内容上来看，戊戌变法在政治上开议院，制宪法，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实行君民共治；经济上提倡大力兴办实业，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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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根幸夫：《近代中国与日本》，山川出版社，1976年版，第9页4

　　的政策，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文化上废除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提倡科学，兴办新式学堂；军事上设置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等。明治维新运动政治上废藩置县，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实行土地改革和地税改革，实行保护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系列政策。如将企业交给私人经营；向资本家发放无息贷款；统一货币；禁止各地设立关卡；取消商人专利的同业公会等。军事上颁布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按照西法练兵，对官兵进行武士道精神教育。两者改革的内容都不是枝节性的而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变革，是关于社会体制、社会制度的改革。

　　（四）改革的实行方式相似

　　从运动的实行方式来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围绕着皇帝的一个政治集团酝酿、引发、组织、实施，自上而下地采取颁布政令、法令等方式进行的。在中国，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知识界精英，拥簇着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在政坛上进行改革。以达到变革的目的。在日本，则是得到一批武士支持的萨摩、长州二藩和一些有西方思想的志士，把一个凄凉寂寞的天皇推到历史的前台，以实现自身抱负。

　　三、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成败分析

　　中国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曾经说过：“日本变法收效最快，制度最完备，是中国最好的典范。„„如能效仿之新政，中国变法所获之成果，就又可能事半而功倍。”（注）在他看来，只要以明治维新为模式，变法维新就能成功。但是，出乎中国维新派的意料，1898年戊戌变法却遭到了失败。就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当时国内的各基本方面来看，有相同之处，按维新派的想法戊戌变法可以借鉴明治维新，但是两者之间有许多根本之处不同，也恰恰是明治维新取得成功，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一）国际环境不同

　　日本的明治维新处于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当时，世界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日本内政日本史学家井上清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魔手相互收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善后工作，使他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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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①英国和法国把自己在远东的重点放在中国，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从日本调走了他们驻军；其他西方列强对日本又有各自的打算，因而未能采取联合干涉的行动。日本维新派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几乎是在没有多大外界阻力的情况下，比较顺利地进行了维新运动。而中国的戊戌变法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极端险恶的。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甲午战争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蜂拥而至，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局发生的任何变动，都会触动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他们决不会袖手旁观。因此，中国的戊戌变法遇到了极大的外部阻力，即使不遭到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也会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因为帝国主义不会放弃在中国已获得的政治、经济、外交权力，决不会让中国成为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派希图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推行变法，只能是幻想。

　　（二）社会结构大不相同

　　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前提条件是推翻封建制度。在这方面，中国的封建势力比日本的封建势力要强大得多，而资产阶级势力却比日本要弱得多。日本明冶维新前，封建制度危机四伏，封建营垒急剧分化。顽固势力德川幕府的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多次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分崩离析。其他西南各藩，从藩主大名到下层武士以及一批宫廷贵族都背离了幕府，向资本主义转化。这样，新兴的地主，商人，中、下层武士组成倒幕联盟，主张推翻幕府统治，并拥有军队，其势力远远超过以德川幕府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明治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因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政是可能实现的。而在中国戊戌变法时，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了完整的封建体系，根深蒂固。在中国要冲破这个封建主义罗网，无疑比在日本要困难得多。当时统治集团中主张维新的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而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仍然掌握着大权，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②所以说封建制度根本无法触动。并且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其上层的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具有严重的软弱性，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推行新政必然举步维艰。

　　（三）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和政策的实际作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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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维新派懂得以暴力摧毁旧的封建政权，他们利用下层人民的力量，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政权。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实际上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反，中国的维新派不懂得暴力的重要，根本没有自己的武装，又敌视和害怕人民革命。所以，戊戌变法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立的活动，没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没有农民起义的配合，没有发动对顽固势力的武力讨伐。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危急之时，只得求助于封建军阀袁世凯，结果又被出卖。相反，慈禧却以武力为后盾，发动宫廷政变，轻而易举地囚禁光绪，捕杀维新派，帝党和改良派无力还击，只得束手待毙。

　　四、对中国发展的借鉴价值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通过比较我们得出改革需要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理论作指导；需要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一个能普遍认同变法的社会心理环境。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戊戌变法中的新思想都值得我们借鉴。

　　（一）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不管是明治维新改革成功，还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我们都从中得出只有不断地进行改革，我们的国家才会国富民强。我们要积极学习外国的长处，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要坚持对外开放，走出国门，选择西方文明为我用，对西方文明不能生搬硬套，应取其精华，出其糟粕，才能有利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二）发展经济

　　经济的雄厚象征着国家实力的强大，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强有力保证。只有坚持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才能最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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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视教育

　　培养人才的事实告诉中国，国家要强盛，必须投资教育，才能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才能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再“穷”不能“穷”教育。因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只有大力发展教育，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才能造就出优秀人才。

　　结论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离开中国实际，盲目照搬别国变革模式和别国经验，是行不通的。说明了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只有以革命方式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才能实现中国民族的独立和振兴。正如诺斯所提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像过去学习，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和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参考文献[1]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一）[2]《菊与刀》：（美）本尼迪克特，出版社**x年版本：[3]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道格拉斯.诺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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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esTheMeijiRestorationand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ofHundredDaysReformmovementAbstract:in1868,JapanexperiencedTheMeijiReformmovement.In1898,ChinahasmadeHundredDaysReformmovement.Twoistosavethenationalsportwiththebourgeoisieperilthenatureofthereformmovement,butthesuccessofTheMeijiRestorationtoJapanonthecapitalistroad,hasbecometheonlyeastofthecapitalistpowers.AndHundredDaysReformmovementisjustaflashinthepan,Chinastillstrugglinginsemi-colonialandsemi-feudalsocietyoftheabyss.Andreform,butlosingelevenpercent.Thispaperattemptstoexplorebothinthecomparisonofthetwocountries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ofreformmovement,throughthecomparisonoftheinternalconditionsindifferent,personalandorganizationalpowerresourcesofmasterdegreeanddifferentoperationofutilityfromrelativefactorsconditioningattributedexpoundswhenTheMeijiRestorationandHundredDaysReformmovementofreforms,anddemonstratesthesocialbasisoftheimportanceofpoliticalreform,anddrawtheconclusionthatoneintothecauseofagame.

　　Keywords:TheMeijiRestoration；HundredDaysReform；R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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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浅谈“变法、维新、改革”的联系与区别

　　摘要：“变法、维新、改革”联系：含有修改、补充、完善国家、地方的体制、法令、典章、规则的错误、不足和缺陷，使之更合法、合理、合情，以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强化一种社会体制管理和经济民生的改善起到重大的作用；区别：变法，一般是指对国家的法令制度做重大变革。往往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财政、军事、管理等核心的法令制度。维新，是指反对旧的，提倡新的。一般指政治上的改良或改良主义运动。和变法意思较相近。改革，一般涉及到的是生产力方面。指对现行的体制、法规、政策不做根本的改动，只做个别调整、补充，使之更完善、科学、有效。

　　关键词：变法维新改革概念联系区别中学历史课本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变法、维新、改革的事件。如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北魏孝文帝改革，俗称孝文汉化。是指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在位时所推行的政治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汉化运动，包括推行均田制和户调制，变革官制和律令，迁都洛阳，改易汉俗等；北宋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清末的“百日维新”，是戊戌变法的一个部分，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推动的作用。细心的师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会注意到，如此相似的中外事件却有“维新”“变法”“改革”等一些不同的说法和称呼。善思考和钻研的学生会提出：为什么不把“王安石变法”称为“王安石改革”？“百日维新”称为“百日改革”？“商鞅变法”可否称为“商鞅革命”？等等有趣的问题。为此，笔者查阅梳理归纳了一些相关资料，认为很有必要把这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加以浅析和探讨。变法，一般是指对国家的法令制度做的重大变革。严复在《救亡决论》中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说明变法的重要性。变法，有时会改变一个国家的管理体制和社会形态。如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奴隶制被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北宋王安石制定的新法对原统治者的法律典章作了很大的改变，故遭到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强烈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维新，是指反对旧的，提倡新的。“维，犹乃也。维新，乃新也……言周至文王而始新之。”后称改变旧法推行新政为“维新”。一般指政治上的改良或改良主义运动，和变法意思较相近，故戊戌变法也称“百日维新”。但其影响、范围、力度常常不及“变法”。通常“变法”可算为维新和改革，而把“维新”称为变法就欠妥了。因为变法本来就是维新的一种形式。但维新不等于变法，变法单指法律法规的改变，其他方面的改变就不能称变法了，只称维新。改革，一般涉及到的是生产力方面，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适应客观情况的东西。一般指对现行的体制、法规、政策不做根本的改动，只做个别调整、补充，使之更完善、科学、有

　　效。如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实质是在原统治措施的基础上补充实施了一系列汉化政策，加速了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改革，包括封建主义的改革、资本主义的改革、社会主义的改革。维新，也是一种改革。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一部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维新史、一部变法史、一部改革史。

　　总体而言，“变法、维新、改革”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指三者有相近的意思，属于中性近义的动词。都含有修改、补充、完善国家、地方的体制、法令、典章、规则的错误、不足和缺陷，使之更合法、合理、合情，以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强化一种社会体制管理和经济民生的改善起到重大的作用。变法也是一种维新，维新也是一种改革。变法与改革是要相辅相成的。笔者认为，只有完善了变法的理论，才可能有成功的改革。三者之间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需要教师和学生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结果加以区分和体会。

　　比如同样是“维新”，却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过程、不同结果。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戊戌变法失败了。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比较彻底的改革，使日本由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东方小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变成一个世界强国。中国戊戌变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并且只维持了百天就被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中国没有因此而走上富强的道路。明治维新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改革，它使日本摆脱了封建的束缚，让日本走上了强国之路，但它也有其局限性，它没能彻底得废除封建制度，致使日本发展受限制。而戊戌变法，从根本上说是失败了，但它确确实实动摇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总体进步和发展。

篇五：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历史谈话}比较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异同

　　(清政府的3次自救运动)洋务、维新、保皇三派的主张和实践都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不能使人民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况。

　　概述: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封建官僚发起了一场“自强”、“求富”的运动，史称洋务运动；1898年中国的资产阶级发起了一场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即“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是在二十世纪初在西太后主持下，在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措施，当时习惯称为“新政”。通过颁谕展开的。了解这种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晚清社会的变迁及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一）不同点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都是发生在民族危机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但是这三场运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1、时间不同：洋务运动发生在清政府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军起义的内忧外患后，维新变法发生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发生的民族危机之时；清末新政发生在，义和团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瓜分的民族危亡之时。

　　2、阶级属性不同：前者代表地主阶级，后者代表资产阶级，在后者是统治者自己3、目的不同：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是要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目的；维新办法是要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4、领导阶级不同：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即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开明官员)；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维新派，清末新政是统治阶级皇族内部5、探索之路不同：洋务运动是走军事器物救国之路；戊戌变法想通过变法图强，清末新政是变法维护其风雨飘摇的反动统治6、从内容来看：都主张学习西方，但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还学习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7、性质不同：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是清朝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8、作用不同：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戊戌变法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所以说洋务运动是洋务派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前提是不改变政治制度。但维新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的一场救亡图存的运动，其根本目的是改变政体，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体系，建立君主立宪制。

　　（二）相同点：1、背景：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机条件下，清政府调整政策。洋务运动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和镇压太平天国时采取的；戊戌变法是在德国强占胶州湾，面临“瓜分豆剖”、“揭竿斩木”的可忧境地时采取的。清末新政在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采用扶植清政府“以华治华”的策略，要求清政府改变它的无能状态，全国人民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发展，清政府自感面临统治危机，需要加强本身统治能力，清政府需要采取对策。

　　2、内容都有关注经济、培养人才，增强军事的举措。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主，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还办新式学堂、引进科技、创建海军；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兼习中西学科、实行征兵制等。3、它们对历史的发展进程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4、结局：都因触及君主专制政体和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没有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而失败。洋务运动随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而破产；戊戌变法因戊戌政变而失败；清末新政因其反动而失败。

　　教训：上述三派的主张和实践都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不能使人民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况。

篇六：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戊戌变法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措施:•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改革身份制度，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逐步废除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年号除外）。•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教育方面，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考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有人认为此举用意在于强化最高权力集中式的社会体系，为日后的对外扩张铺路）。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并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须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预备役2年，后来一般役及预备役分别增至3年及9年，总计12年。1873年时，作战部队动员可达40万人。此外明治政府亦发展国营军火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至横滨（樱木町）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容许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传教的禁令。在政治方面,都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的主要代表人物借鉴了日本明治维新的许多措施.

　　从视频中知道的：相同点，同样受大国压迫和剥削。

　　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区别

　　从内部条件和社会背景上。

　　第一，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优于中国。由于

　　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19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日中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第二，日本幕府统治与清朝统治虽然同样面临严重的危机，但情况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旧的统治阶级——武士等级，不仅在其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日益贫困化的广大下级武士对上层的不满情绪也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不但无法调节这些矛盾，本身也陷于瓦解。而中国戊戌维新时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自从1864年欺骗利用。在统治阶级内部，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族贵族，对外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降妥协，勾结起来共同绞杀中国人民革命；对内则向汉族地主实行让步，依靠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军阀官僚镇压农民起义，办理国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权暂时得以维持。统治阶级内部虽然有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帝党、后党之争，但总的说来守旧势力还很强大。

　　从力量对比上。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旧的统治阶级营垒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

　　新的力量以及这支力量的实力情况。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而且，这股反动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如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严复语）。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

　　从政策措施的实施上。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还版籍（1869年）、废藩置县（1871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废除封建俸禄（1876年）、地税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后制定宪法（1889年）、召开国会（1890年），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篇七：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导入：“庚子国变”指何历史事件？“庚子赔款”又是怎么回事？“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侵华，签定《辛丑条约》庚子赔款：发生时间:1901年—1925年所属年代:清代发生地点:上海北京中国清政府偿付八国联军侵华的赔款。

　　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

　　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7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1924年5月底苏联政府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

　　的旗号，进行变法，以实现王朝的自救。1901年1月，逃亡西安的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明令内外大臣就国家军民要政的因革损益等问题，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限期奏报。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主稿的“江楚会奏三疏”，成为清末新政期间指导变革的纲领性文件。二、标志：督办政务处的成立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具体负责变法事宜，拉开“清末新政”的帷幕。三、过程清末新政的时间较长，从1901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大约十年，分两个阶段。1、

　　（1）、原因A、随着“新政”的推行，要求政治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B、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推动下，一些官员奏请立宪。（2）过程A、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5年起）以载泽、端方为首的五大臣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回国后，主张仿行宪政，先立宗旨，再宽立具体年限。（简单介绍梁启超为端方拟定宪政一事）B、清廷上谕预备立宪（1906年起）问题：预备什么？内容：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机构：成立编制馆，作为编纂官制的专门机构。问题：官制改革的情况如何？有何影响？为什么？除了变更几个名称、归并几个旧衙门、增设几个新衙门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清政府对立宪缺乏必要的准备，又不愿意让权于民。C、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起）1907年秋——国会请愿运动：预备立宪有名无实，引起各省官绅、地方督抚和立宪派人士的不满，1907年起，纷纷进京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速开国会。1908年8月——《钦定宪法大纲》：迫于压力，清政府于1908年8月

　　宣布以九年为限，九年后召开国会，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相继去世，溥仪继位，载沣摄政1909——1910年，除**外，各省成立谘议局，资政院在北京成立，立宪派在两个机构中占据领导地位，一再发起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1910年——清政府改立宪期限九年为五年，定于1911年先成立内阁，驱散各地请愿代表。D、“皇族内阁”的成立（1911年5月）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组建“责任内阁”，奕劻任总理大臣，内阁人员13人，汉族官僚4人，满族亲贵9人，其中皇族占7人，史称皇族内阁。（3）影响：“皇族内阁”的成立，严重违背了宪政精神，暴露了清政府假立宪真集权的骗局，使其大失民心。四、评价请你从清末新政的举措与过程剖析其实质与必然结果？1、清末新政是清政府迫于形势，为巩固统治而推行的又一次自救运动。新政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了相应的成效，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2、“预备立宪”的有名无实和“皇族内阁”的政治骗局，暴露了清政府假宪政真集权的真面目，从而使它大失民心，不可避免走向穷途末路。拓展性评价：全面地看，清末新政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现代社会运

　　作架构开始建立。表现在下面4个方面。1、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2、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正在建立；3、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4、民主政制的开端。五、小结：讨论如下问题1、比较清末新政与百日维新的措施之异同。2、归纳整理清政府先后推行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背景与目的。3、练习与测评1、2：教材

篇八：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第十一章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建立学制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从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对外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对内为了缓解国人空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不得不赶忙于1901年宣布恢复“新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诏变法，在斥责康有为等不是变法，而是乱法以后，指出“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要求臣下“各就现在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教育领域实际上完全恢复了三年前被扼杀的“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如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各地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

　　壬寅——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两部前奏曲：其一,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

　　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

　　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

　　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

　　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类大中小学

　　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

　　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

　　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

　　给予规范。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

　　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

　　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

　　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

　　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至20世

　　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

　　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

　　的序幕。

　　1902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1904年1月

　　（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一、“壬寅学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

　　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

　　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

　　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

　　,19025,为拟此学制

　　年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

　　,,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19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

　　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

　　,,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

　　还拜会了首相伊藤博文、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等官员，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

　　,郎、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吴汝纶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了大量

　　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在日考察情况，多渠道为制订学制提供资料。吴汝纶的访日之行为清末学制章程起草起了重要作用。（一）、壬寅学制系统

　　壬寅学制规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系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校系统。壬寅学制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总计为十年。小学堂的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以研究为主，年限不定。高等教育的总学程共计二十年。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壬寅学制从横的方面看，与高等小学堂平行，有简易事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有仕学馆、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二）、课程“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孙家鼐一样因求致用而偏颇地把文学拒为学科之外，“壬寅学制”的《功课》中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又分为七大门类：“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西学占据六科，而“中学”仅有一科文学科，但他对“中学”也丝毫不敢马虎，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

　　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虽然以“词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繡像小說〉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都在这一时期详细阐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功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诞生，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担当了主角。（三）、壬寅学制具有如下特点：

　　1、强调国民教育，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2、注重实业教育，提出了设立各级实学堂的思想；3、女子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制系统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4、依然留有科举制的痕迹，规定给予自高等小学堂始授予不同的科举出身。

　　（四）、结果：虽经公布，但未实施

　　由于多种原因该学制没有得到实行，其中一个原因是清政府中的种种势力开始争夺教

　　育权,“谤焰乃集于百熙一身,劾者纷起”。由于张百熙所用之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

　　人所恨”，加之张百熙与荣庆不合，“二人学术思想，既各不相同，用人行政，意见尤多

　　歧异”，此外，《壬寅学制》制订仓促，自身也存在种种不足，故未能付诸实施。但是

　　《壬寅学制》的一些特点被《癸卯学制》所继承：第一，以纵向的初等、中等、高等学堂

　　为主，形成三段七级

　　,以横向的

　　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为辅，将整个学堂教育系统地连成一体；第二，特别注重修身、伦理

　　和经学教育；第三，开始注意国民义务教育；第四，注意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第五，女

　　子教育毫无地位；第六，教学机关与教育行政机关合而为一，京师大学堂有统辖全国教育

　　的职权。该学制虽未能实行，但却成为《癸卯学制》的雏形。

　　二、癸卯学制

　　1904的“癸卯学制”是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

　　整、正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学制。

　　在《癸卯学制》出台之前，张之洞曾在湖北设计了一个省区学制系统——湖北学制。

　　张之洞自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他办的学堂，从类型上看有

　　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妇幼学堂；从程度上看，包括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堂的各个等级。后来《癸卯学制》中所涉及的各级各类学堂，除大学堂之外，他都办过。

　　1898年4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介绍了西方学制建设，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系统的学制设想。1902年底，张之洞与湖北巡抚端方会衔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出台了湖北学制体系。

　　张之洞的湖北学制体系虽然要比《壬寅学制》晚近三个月，而且是在上奏湖北学制之后才看到《壬寅学制》的，但两个学制版本中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张之洞也就《壬寅学制》提出了4条补充意见。这成为张之洞进京参与厘定《癸卯学制》的直接契机。

　　历史选择张之洞主持癸卯学制与他个人丰富的学务背景及对学制的认识密切相关。他担任四川学政时初涉学务，大力整顿考场积弊。“臣竭其愚弩，多方整饬，似尚渐觉廓清”，四川试场风气为之一新，张之洞本人也开始在学务上初露锋芒。后来担任湖北学政、两湖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为他创办新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通过改造旧学堂和创建新式学堂两种途经大兴新学，改造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又建立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一系列初等、高等学堂，并且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成绩斐然，构成了晚清兴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随着学务经历的不断丰富，张之洞对学制的认识也随之深入，为日后癸卯学制的拟定做好了思想准备。1895年他对西方学制有了初步的认识：“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谈及“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指出“其善有三：出资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并表示“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三年后，他对西方学制的认识已有很大提高，说：“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唯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为最多”，日本学校“门目与中国情形较近。欧美无学不兼讲西教，日本无学不兼讲伦理”，至于立学章程，则是“西繁而东简，西迟而东速”，因此张之洞最终选择以日本学制为新学制的参照，由他主持制定癸卯学制也顺理成章。

　　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初等教育有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5

　　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横向分作三部分:在普通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1.蒙养院

　　章程规定“蒙养与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尚未构成有专门功能的幼儿教育机制。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活动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

　　2.初等小学堂

　　章程规定凡七岁以上儿童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每周不超过三十课时。学制五年。清政府有将初小作为义务教育的意愿，并首先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普及初小教育，再逐步推广。

　　3.高等小学堂

　　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八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四年。

　　4.中学堂

　　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五年。

　　5.高等学堂

　　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

　　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

　　6.分科大学堂

　　即大学本科。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

　　足供任用为成效”。分设八科：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

　　商科。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各科一般修业三

　　年，政法科和医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

　　7.通儒院

　　大学本科后教育。设在京师大学堂内，由分科大学堂毕业生升入，无规定科目。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8.师范学堂

　　分为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每县设立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培养初小、高小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完全科学制五年，另有一种学习一年的简易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又称师范馆）设于京师和省城，招收初级师范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学制三年，初入学学公共科，二年级开始学分类科，完成分类科学习后可选修加习科。两级师范分别设附属小学或附属中学，供师范生实习用。

　　9.实业学堂

　　分为三级：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

　　（二）、“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

　　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

　　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得有实际为主。”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

　　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

　　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一）、“癸卯学制”的学校系统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

　　教授法等。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初等教育有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5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

　　年）。横向分作三部分:在普通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1.蒙养院

　　章程规定“蒙养与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尚未构成有专门功能的幼儿教育机制。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活动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

　　2.初等小学堂

　　章程规定凡七岁以上儿童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每周不超过三十课时。学制五年。清政府有将初小作为义务教育的意愿，并首先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普及初小教育，再逐步推广。

　　3.高等小学堂

　　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八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四年。

　　4.中学堂

　　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五年。

　　5.高等学堂

　　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

　　6.分科大学堂

　　即大学本科。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

　　足供任用为成效”。分设八科：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

　　商科。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各科一般修业三

　　年，政法科和医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

　　7.通儒院

　　大学本科后教育。设在京师大学堂内，由分科大学堂毕业生升入，无规定科目。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8.师范学堂

　　分为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每县设立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培养初小、高小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完全科学制五年，另有一种学习一年的简易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又称师范馆）设于京师和省城，招收初级师范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学制三年，初入学学公共科，二年级开始学分类科，完成分类科学习后可选修加习科。两级师范分别设附属小学或附属中学，供师范生实习用。

　　9.实业学堂

　　分为三级：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二）、“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

　　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

　　得有实际为主。”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

　　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三）、“癸卯学制”中的学校培养目标

　　初等小学堂：“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强调儿童身体，令其发育”。

　　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

　　中学堂：“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事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

　　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大学堂、通儒院：以谨

　　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

　　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其学专求实际，不尚空

　　谈。

　　初级师范学堂：令拟派充高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二项教员者入焉

　　;；以习

　　普通学外，并讲明教授管理之法为宗旨；以全国人民识字日多为成效。

　　优级师范学堂：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

　　（四）、“癸卯学制”中的课程设置蒙养院：游戏、歌谣、谈话、手技等初等小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高等小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

　　图画、体操。中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

　　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五）、“癸卯学制”的特点：形同资产阶级新学制，实有浓厚的封建性。

　　1、形同资产阶级新学制

　　清末学制的制订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

　　有标志性意义。在制订过程中直接参考日本，间接吸纳欧美，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

　　诸多特点。学制整体结构仿照西方流行的三级学制系统模式，分初等、中等、高等三级；

　　学制规划了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的目标，反映了对教育的普及性和平等性要求；在学制

　　的各阶段特别是初等教育阶段，教育目标上确立了德、智、体三方面素质协调发展的“三

　　育”模式；设置了众多的实业学堂，以适应和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师范

　　教育，加强教师职业训练；将分年课程规划、班级授课制作为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编制

　　了专门的教科书这些都与封建传统教育有本质区别。癸卯学制的颁布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

　　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体制，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我国近代教育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1.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三驾

　　并驱的模式是癸卯学制最具现代化的特征。2.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是癸卯学制突

　　破性的贡献。癸卯学制促成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

　　,赋

　　予教育行政系统相对独立的发展权力,符合规模化、系统化、现代化的教育发展趋势。2、清末新政毕竟是封建王朝的自救性改革，严重受到封建思想的支配，因此又表现

　　出浓厚的封建性：第一、学制的指导思想仍是洋务教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延续，没有本质上

　　的突破；第二，从课程设置看，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读经讲经课，初等

　　小学堂占总课时的40％（还不算每天半小时的温经），高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加上与之密切相关的修身课，仍占40％。小学不设外语，也是要保证学生打下坚实的传统中学根基。中学堂的读经讲经和修身课也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高等学堂政科（即文科），经学、伦理仍为必修课，艺科（即理科）也设有伦理课。

　　第三、各级各类学堂尽管无明确的等级限制，但进入大学堂附加稻种担保条件，无形中维护了教育的封建等级性；

　　第四、广大妇女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章程中明确指出：“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能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规定“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不过在西方男女平权主张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上蒙养院的设立要求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师资，所以女子入学受教育已是不可遏制。1907年，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女子初小和高小的学制均比男子初小和高小少一年，课程也少一些，可见其地位仍低于男校，而且女校的防范制度措施极其严格，以保持“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尽管如此，女校的设立，毕竟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历程。

　　第五、从学制看，延续时间过长，总计30年之久，即使不算两端的蒙养院和通儒院，也有20年以上，这样长的学制一般人很难修完，体现的是逐级淘汰的封建选拔制。学制中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份量重，各有三级；而中等教育份量轻，只有一级，属于过渡性质而已，可见尚未摆脱封建传统的小学－大学的框架构建。

　　第六、从学校设置看，按地方行政级别规定办学级别，如初小由乡镇设立，高小由州县（及大镇）设立，中学由府（大州）设立，高等学校在省城设立，最高学府设在京城，同时鼓励私人办学（限于小学），也是套用了传统的办学体制。

　　第七、从学校管理看，保留旧学校每月朔日（初一）的祭孔、宣读《圣谕广训》的典礼，及月课、岁考、以学业成绩奖惩学生的各项制度。毕业考试由地方官会同学堂监督（校长）和教员主持，各类毕业生分别赋予相应的科举出身，如通儒院毕业生按翰林升

　　阶，大学本科毕业生作为进士出身，高等学堂毕业生作为举人出身，中学毕业生奖以（国子监）拔贡、优贡、岁贡，高小毕业生作为（府、州、县学）生员，即秀才出身。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比照同级普通学堂给予毕业生科举出身。（六）、“癸卯学制”的意义

　　1、从总体上看，各级各类教育的课程与教材，与中国古代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相对而言，它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幼儿园——湖北幼稚园，仅仅从它的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当时设置的科目有：行仪、训话、日语、手技、唱歌、游戏等。而对于高等学堂和大学堂的课程，也更多的采用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力求更多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寻求一种教育救国的道路。

　　2、不可抹杀的一点是，新学制的颁发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旧有的教育制度，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导致了1905年废除了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

　　3、另外，新学制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改革。比如对于蒙养教育，认为应该以“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情,最所喜好之事物”为限，对于初等小学生，强调要“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不易操切以伤其身体”，要求注重讲解，防止死记硬背，掌握灵活性；中学教学则要求“务须平正明显，切于实际，勿令学童苦其繁难；其详略深浅，视学生之年岁程度而定”。对于物理、化学、图画、地理、体操等课的教学，强调要注重实验或者实地练习。《章程》规定，中学堂应设“图书馆、器具室、药品室、标本室”，根据课程之需求“所用器具、标本、模型、图画等物，均宜全备，且须结合教授中学堂程度者”。这些思想显然是受到了西方实验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为中国教育在教学方法以及设备的近代化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新学制颁布前后，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随着新学堂的开办，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人才，极大地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据统计，中国留日学生1896年仅为13人，1901年为274人，到1904年增加为2400人,1905年激增为8000人。而根据学部奏报的第一次教育统计表，1907年全国各省有各级各类学校37888所，学生1024988人，到1909年，全国学生人数已经达到626720人。随着这些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又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纷纷建立起新式的学堂。加大了对西方文化的传播。

　　5、此外，新学制的颁布，新式学堂的建立，也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发展。在西

　　方列强的步步进攻下，中国年轻的学生们，坚定的维护着祖国的尊严，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入侵。1903年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500余人集会于锦辉馆，与会者愤怒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恶行径，并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第二天，京师大学堂的师范生、仕学馆学生“鸣钟上课”，声讨沙俄侵略，并发表演讲，致电各省督抚和各省学堂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号召“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之人请命”。1905年，京师大学堂爱国师生又搜集各种报刊资料，编印《广劝抵制美约说》一册，揭露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的事实，同时开列美国商品数百种，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抵制美货斗争，这些都极大地打击了列强的侵略气焰，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和中国的主权，也大大的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

　　6、在“新学制”中，清政府还大力提倡兴办军事院校，许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领就出于这些学堂，这也为以后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打下了基础。在各种新学堂的创办过程中，革命党人趁机以兴办学堂为名，大力培养自己的实力。1905年9月，革命党人徐锡麟、陶成章等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学校的学生生活完全军事化。1909年秋瑾出任监督，招收各处会党头目入学训练兵操，不少人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的骨干。此外,贵州革命党人创办的寻常小学堂、乙已小学堂和光懿女子小学堂也是策划革命的秘密机关。还有安徽的旅湘公学（后改称安徽公学）、上海的健行公学、四川的永宁中学堂、济南的山左公学等都是由革命党人创办的学校，大量的具有近代军事知识和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军人涌现了出来，而这些军人随着以后国家政治形式的发展也发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说这些学校也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七）、“癸卯学制”的历史局限

　　1、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

　　张之洞本人就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门，经书即中国之宗教也”，因此，“动学校不可废经书，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仪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而“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

　　在癸卯学制中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

　　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癸卯学制”仅仅包括女子教育于家庭教育之中，学制宣称“中国男女之辩甚谨，少

　　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①首先一点就是《新学制》带有明显的封建制度残留的色彩。张之洞本人就

　　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门，经书即中国之宗教也”，因此，“动学校不可废经书，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仪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而“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视新学中的激进行为和言论为洪水猛兽。认为在学生新思想中存在着有损于清政府的统治的言论。因此，在癸卯学制中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妄谈民权自由种种”的现象，强调在蒙养院必须明白《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等书中“最切要而极明显者”，其他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以及高等学堂和大学堂授课中均有《讲经》一科，并把能否讲经作为选拔教员和评判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妇女在接受教育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每一个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解放表现在许多方面，而其中受教育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癸卯学制”仅仅包括女子教育于家庭教育之中，学制宣称“中国男女之辩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因此，在新学制下，女子的教育权仍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企图以此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伦理纲常。

　　②半殖民地性：在规定的课程中，加入了一些“西学”课程和实业教育的内容，虽然有适应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一面，但却有相当数量的课程不切中国实际，客观上适应了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需要。

　　2、生搬硬套日本的学制，有许多不合中国当时实际的地方。

　　如：经费问题、师资问题、学制冗长等。“新学制”的出台，很大程度是受到了日本1900年颁布的学制的影响，可

　　以说是日本学制的一个翻版。早在1896年姚锡光就对日本的学制有了切实的考

　　察，并对一些特殊学校的设立做了说明。1901年，清政府又派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学务，

　　在此期间，罗振玉参观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并会见了嘉纳治王郎等日本著

　　名教育家，搜集了有关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各种章程和统计数字，这些资料又转呈给了张

　　之洞，而张又是新学制的主要制定者。但是我们说，这种盲目的模仿也造成了许多落后的

　　和不适应的现象。因此，何启早在他的《新学制篇辩》中就说:“（张之洞的）《学

　　制》篇历叙东西洋之教法、学法，谓宜取以为式，是正方学之当然，可勿置辩，然泰西之

　　各大国，学费每年常一、二万万或二、三万万元，其民籍之数仅中国十之一耳。移其制于

　　中国，则中国每年学费宜在十余万元之数。泰西之费，其中虽薄有官款，然官款无非出之

　　自民。今观中国政令，果能使其民出此重资否?即使出以极廉，省其几倍，亦须数万万

　　元”。A这就提出了在新学制实行中一个最现实、

　　最直接的问题一一经费问

　　题。此时腐朽的清政府在屡屡割地赔款，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连外债都还不清，何处拿来

　　这么一大笔巨款去支持新学制的实施呢？因此“新学制”最终实施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就如“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更不用说“乡僻愚民，一闻学堂之

　　名，即视之如蛇蝎，然愚民之性质，未有不知惜费者”。B不仅仅是经费不足，在新学制

　　下培养的人才也存在极大的问题，因为许多教员是从科举制中过来的，学校教员不足时，

　　一些学校就聘请这些稍微懂得西方文化知识的人，这些长期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

　　儒生，很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因此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就值得我们质疑了。

　　C对日本学制模仿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学制太长，如果一个人七岁入学到通儒院读完，一共

　　需要26年的时间，标准毕业年龄到32岁，更何况有许多人不能那么早入学呢，在腐朽的

　　清王朝统治之下，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仅仅是上学时间就占去了他几乎人生

　　一半的时间，这样一来，就不能很好的发挥一个人的作用，社会的发展就受到了学制的限

　　制，这也是它的弊端之一。

　　（八）、“癸卯学制”的补充与修正

　　1、设女学

　　1907年，学部颁发《女子小学堂章程》，开放了女子初等教育，但女子初小和高小各比男子少1年，仍然不平等。由于女校必须由女教师任教，于是同时又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校不仅单独设立，而且管理是高度的封闭式，男性只能担任外勤工作人员，年龄须在50岁以上，在校外选址办公，非确有必要不得入校。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施中的问题，癸卯学制颁布后又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影响最大

　　的一点是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奏定学堂章程》对女学的限制不得人心，振兴女学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正视这一事实，1906年2月面谕学部，振兴女学。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开放了女子初等教育，但女子初小和高小各比男子少1年，仍然不平等。由于女校必须由女教师任教，于是同时又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校不仅单独设立，而且管理是高度的封闭式，男性只能担任外勤工作人员，年龄须在50岁以上，在校外选址办公，非确有必要不得入校。虽离全面开放女子学校教育相差甚远，但这是我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合法地位的开始。

　　2、颁布《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视实际情况，完全科可删课程，简易科可缩短年限。3、1909年实行中学文实分科。

　　第二节废除科举制度

　　一、1905年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

　　考试亦即停止。”

　　标志着自隋朝起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完全

　　停止。

　　科举制的废除,解除了束缚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一条枷锁,中国的人才选拔制

　　度日益与西方接轨。这也是对几千年来封建制度和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一

　　大冲击,更大范围的扩充了人才的培养,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中华民族在人的现代化上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强化的产物，它的基

　　本特征就是通过统一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后备队伍。科举实际上是传统教育的“指挥

　　棒”，当近代中国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时，它与旧的科举制度的矛盾必然激化。一方面，在深刻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统治危机下，专攻儒家经史之学、靠考八股文由科举出身的旧式士大夫官僚毫无应付能力；另一方面，新式学校虽然培养出一批有实学的人才，但旧的

　　科举制度仍是八股文取士，新学人才不能与科举接轨，就没有作官的“正途”出身，必然损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也限制了新式学校的发展，所以，科举制度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然而，科举既是国家选拔官员的主要来源，又是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富贵的基本途径，关系到切身利益之所在，要作变革难度极大。

　　二、1905年奏折：“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

　　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校者绝少，又段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大兴之望”。“科

　　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难矣。故欲补救时

　　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科举废除，意味着由封建王朝扶植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体系的彻底崩溃,旧式

　　学校或消亡、或改制。而对新兴的近代教育事业来说，则意味着消除了最大的障碍，各地

　　纷纷开始兴学。小学主要是利用原来的书院、义学和私塾改建。直隶（河北省）早在1901

　　年就下令将所有义学改为小学。京师将原有的八旗学校全部改为八旗高等小学堂，并相应

　　配备设置初等小学堂，保证了八旗子弟率先普及初等教育。并进行了私塾改良，将私塾分

　　等级改为简易小学、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学部于1909年开始向全国推广。

　　除官方兴学外，私人办学也很踊跃。1898年经元善创办经正女学，是国人办的最早

　　女校之一。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在天津办学，发展成为后来著名的南开学校。张謇是

　　1895年科举状元，他放弃仕途而致力于办实业、兴教育。他于1902年创办的南通师范学

　　堂，是中国最早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到

　　1909年，

　　全国学校总数52000多所，比1903年增加73倍，在校学生总数156.2万人，比

　　1902年增加225倍。六七年内发展到如此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巨大的成就了。

　　第三节改革教育行政体制

　　癸卯学制颁布后，涉及全国范围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规模大，层次多，操作复杂，加上科举的废除导致“指挥棒”效能的消失，因此迫切需要设立相应的政府机构来管理这一庞大的学校体系，清末教育行政体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1905年在中央建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行政机构。1906年在各省建立提学使司，在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专管各地方教育事务。从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一、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清政府在1901年酝酿制订新学制时，就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运作，但无机构。学制颁布时，又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建议，更名为总理学务大臣“以统全国学务”，下设专门、普通、实业、审订、游学、会计六处，只能算是临时设立的简单机构。为保证学

　　制颁布后兴学政策的落实，1904年《学务纲要》规定专设总理学务大臣。1905年12

　　月，清廷批准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内分为五司，即总

　　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设视学官专任巡视京外学务。学部的正式官员

　　编制为

　　40人。学部的直

　　属单位还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会议所。原国

　　子监归并学部，教官一并裁撤，监生另行安排，只保留监丞一员负责孔庙管理及祭祀的有

　　关职能。1909年又颁布了《视学官章程》，规定不再设专门的视学官，而以部中人员和

　　直辖学堂管理人员充任，并将全国划为十二个视学区，每区二至三省，每三年为一视学周

　　期。

　　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学制颁布时，张之洞等人建议设立学务大臣的同时也建议各

　　省建立学务处，但只有直隶和湖北响应。科举废除后，原各省学政的主要职能不复存在。

　　1906年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

　　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置议长一人、议绅四人，协助提学使参赞学务，并

　　接受督抚咨询。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各课设正副课

　　长各一人，课员一至三人。整个提学使司的编制不过二三十人。

　　1906年5月，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

　　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采取划分学区

　　的方式，以城关为中区，次第扩展到四方乡镇村坊，约三四千家划为一区。视学兼任学区

　　总董，每区设劝学员一人，由地方官委派品行端正、留心学务者担任。各村推举学董，负责就地筹集款项，按学部规定的程式

　　办学。至此，从中央到基层的教育行政体制遂告建立。

　　国子监位于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原名成贤街），是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建于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

　　辟雍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是北京“六大宫殿”之一。辟雍古制曰“天子之学”。国子监辟雍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学堂”，是皇帝临雍讲学的场所。其建筑风格独特，为重檐黄琉璃瓦攒尖顶的方型殿宇。外圆内方，环以园池碧水，四座石桥能达辟雍四门。构成“辟雍泮水”之制，以喻天地方圆，传流教化之意。殿内为窿彩绘天花顶，设置龙椅、龙屏等皇家器具，以供皇帝“临雍”讲学之用。

　　一、《奏定学堂章程》“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是中国近代最早规定的教育宗旨。

　　二、1906年学部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的教育宗旨。五条之核心为“忠君”。

　　“尚公”、“尚实”、“尚武”1、针对中国之弊端：“私、弱、虚”2、尚公：爱国如家、视人如己3、尚实：学以致用，培养可农可工可商之才，下益民生、上裨国计。4、尚武：养成守纪律、养威重、刚健耐苦的体格。5、与《奏定学堂章程》立学宗旨一样，典型的中体西用。

　　在我国，1902年以前，并没有确定的全国统一的教育目的。梁启超在1902年所发表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首先提出了制定和贯彻全国一体的教育宗旨的必要性。在改革封建教育，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潮流的推动下，清朝政府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制定和颁布教育目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由国家制定的教育目的当始于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者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一教育目的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由国家确定和实施的教育目的。它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中体西用”的方针，中学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西学以西方近代科学的知识和艺能为主，以造就国家所需要的各适实用的通才为目的。

　　1906年3月，学部针对民权思想的流行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拟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经奏请朝廷认定，宣示天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宣布的教育宗旨。宗旨的前两条为“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条则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铖砭以图振起者”，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至于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善的需求，这个教育宗旨根本就

　　没有顾及到，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基本特点所在。同年颁布的“上谕”也明白规定：“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培养通才，首

　　重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这些教育目的，充分体现了清末统治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清末政治经济对教育的要求。

　　本章小结

　　20世纪的最初十年，也是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十年，是中国教育由绵延数千年的古代传统教育被近代教育所取代的时期。尽管这个时期过于姗姗来迟，而且仍然保留了封建教育的许多阵地，但是毕竟建立起近代学制和教育行政体制，新的课程、教学和管理制度，从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不过，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不可能使教育全面走向近代化，这一过程要到后来的民国时期才最终完成。

篇九：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A、明治维新、一、历史条件⒈德川幕府统治危机的加深⑴经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①经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场显著发展；②大阪、江户和京都等商业城市日益繁荣；③出现了三井等大商人。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统治基础。⑵政治：严格的等级制度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①农民受到沉重剥削，起义不断；②工商业者也不满严格的限制和掠夺；③中下级武士阶层地位恶化，逐渐滋生出反抗幕府统治的思想。1837年大盐平八郎起义表明日本封建社会统治基础已开始动摇。认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引起了日本社会阶级结构和封建等级秩序的变化，商人地位开始举足轻重，中下级武士穷困潦倒，从幕府统治的基础转变成反幕府统治的力量，进而全面理解日本封建社会统治基础已开始动摇。⒉黑船事件使日本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⑴背景：①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急需扩大海外市场和掠夺原料；②19世纪中期，亚洲许多国家已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日本成为列强侵略的目标。（俄国和英国都试图打开日本的国门）⑵概况：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来到日本，代表美国政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并约定将在第二年再来日本，听取答复。因为佩里舰队的军舰是黑色的，船上的蒸汽机又冒着黑烟，所以日本历史上把这一事件称之为“黑船事件”。⑶结果：1854年，强迫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内容是日本向美国开放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允许美国在下田派驻领事；规定今后日本给予外国的一切权益，美国同样享受。⑷影响：①日本被迫承认西方列强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设立租界等各种特权，日本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②日本从锁国走向开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⒊西方列强的侵略使日本社会危机加剧⑴欧美国家向日本倾销工业品，使日本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⑵客观上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①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也传到日本，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②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国外购进机器，建立工厂，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③受幕府排挤的西南诸藩，大名们看到了幕府的软弱无能，采取自强的改革措施，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来西南强藩成为倒幕运动的重要基地和主要力量。⒋倒幕运动的成功⑴倒幕运动兴起①原因：尊王攘夷运动的失败，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改变现状，实现富强国家，必须推翻幕府统治。②主要领袖：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③根据地：长州、萨摩和土佐等西南强藩

　　⑵主要经过：①大政奉还：原因：倒幕派对幕府统治构成了威胁；目的：为了消除倒幕派讨伐借口，保住实际权力；结果：德川幕府统治形式上结束。②戊辰战争：原因：幕府仍控制着国家政权；大多数大名持观望态度。目的：彻底打垮幕府，真正取得国家的领导权；概况：1868年初，倒幕淅以天皇的名义宣布废除幕府统治，建立以天皇不首的新政府，并命令幕府将军交出领地和军队的控制权，即“辞官纳地”；1868年1月，德川幕府以“除君侧之奸”为名，进攻京都，在京都南郊的鸟羽、伏见新政府军发生激战。结果，幕府军队被击败。这次战争的胜利，打开了建立以天皇为首的政权的道路；1868年4月，幕府德川庆喜将军不战而降。至此，统治日本260多年的德川幕府名实俱亡；1869年，战争结束。1868年是农历“戊辰”年，推翻幕府的战争主要在这一年里，因而称“戊辰战争”。

　　戊辰战争胜利的原因：倒幕运动得到人民支持；大名与幕府决裂，参与倒幕战争；三井等大商人开始向新政府提供更多财政支持；新政府废幕府苛政，减租减税获得人民支持；政府军作战目标明确，士气旺盛；西方列强宣布中立；英国商人把大批武器卖给倒幕派。⒈政治上：废除旧体制，加强中央集权政治上⑴废藩置县①1871年明治政府宣布废藩置县，废除藩国，设立府县，由中央委派官员管理，日本封建割据局面彻底结束，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②影响：初步加强了天皇政府的中央集权，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时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为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⑵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取消武士特权，宣布“四民平等”①实行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四种身份，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开始建立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体制；②政府用公债的形式逐步收回了华族和士族的俸禄和禄米，实质是利用国家力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⒉经济上：发展新经济经济上⑴土地改革①原因：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②进程：1871年币制改革，以金本位的纸币日元作为全国唯一货币；1872年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确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1873年，颁布地税改革法令，以土地价格为标准，一律按地价的3%向土地所有者征收土地税，并以货币税取代原来的实物税。③影响：土地所有权的确认和保护，提高了土地所有者经营农业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地税改革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为国家工业化政策提供了保障。⑵“殖产兴业”政策（主要精神在于充分利用政府的力量发展经济，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①内容：利用政府力量引进技术和设备，创办“样板”企业，供私人企业效仿。同时由国家兴办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为工业发展奠定基础。利用政府力量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具体做法：政府把铁路和军工企业以外的大部分国营企业无偿或以优惠的价格转让给私人资本家；政府通过补助金和优惠贷款等形式给予私人资本家资金支持。

　　②影响：在政府示范企业的刺激和政府的扶持下，日本出现了兴办工业的热潮，到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得到明治政府扶持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资本家（三井、三菱集团）控制了日本大部分近代工业，这构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征。日本资本主义在发展阶段，较多的体现了政府行为，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特色。⒊教育上：倡导“文明开化”教育上⑴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著作，让更多日本国民了解西方文明。⑵教育改革，建立近代教育体制。①内容：1871年明治政府成立了文部省，统一管理全国的教育；开始逐步建立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三级教育体制，其中小学为义务教育，所有适龄儿童必须上学。②影响：提高了国民素质，为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大批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成为明治维新中影响最深远的措施；向学生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灌输忠君思想，封建色彩浓厚。⑶在生活习俗方面，明治政府也大力推行西化。如采用西方历法，穿西服等。一方面为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大批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另一方面向学生灌输忠君思想，封建色彩浓厚。⒋军事上：建立新军队军事上⑴内容：①实行义务兵役制，取消了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仿照欧美组建一支常备军；②引进新式武器，建立军工企业，仿制先进武器，改进军事装备；③设立军事院校，培养军事人才，建立近代化的海军⑵影响：①军队绝对效忠于天皇，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维护以天皇为核心的新政府的统治。（军队只向天皇负责，不受内阁干预）合②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使日本逐渐废除不平等条约，摆脱民族危机，实行民族的独立自强。③对士兵灌输武士道思想和忠君爱国思想，把效忠天皇作为军队的天职，保留封建残余，带有浓厚的对外扩张性。三、成功的原因⒈封建专制统治相对薄弱，使得倒幕派的力量能够迅速壮大；⒉倒幕派掌握了较大的实权，终于推翻幕府统治；⒊倒幕派建立政权后，实行全面、有效的改革措施；⒋西方列强正集中力量侵略中国，使得日本有个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四、改革加快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⒈政治上：制定《日本帝国宪法》，确立近代天皇制⑴原因：农民暴动和自由民权运动使明治领导人意识到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稳定社会局面。⑵时间：1889年⑶主要内容：①宣布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天皇拥有绝对的权力，批准法律、任免大臣、召集和解散议会、宣战、媾和及统帅军队等权力；②规定日本国民称臣民，享有在法律范围内的言论、通信、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③规定日本议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贵族院由皇族和华族组成，众议院由纳税人选举产生；④规定设立内阁和枢密院。内阁是行政机关，内阁大臣辅佐天皇行使权力，只对天皇负责；枢密院是天皇

　　的最高顾问，由明治领导人组成，对国家政策有很大影响力，是国家最高决策机关。⑷影响：①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天皇拥有绝对的权力；②承认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参政权，形式上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是一种社会进步；③它的颁布标志着日本天皇制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统治秩序基本确立，巩固了明治维新后确立的日本近代天皇制度；④是近代亚洲的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⒉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东方强国⑴原因：①明治维新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②靠国家的扶植和保护；③两次工业革命交替进行；④对外扩张获得资本和市场；⑤利用相对有利国际环境。⑵表现：①19世纪90年代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②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开始确立；③以钢铁和机器制造业为代表的重工业迅速发展⒊军事上：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并不断得到加强。⒋对外方面：⑴废除不平等条约，获得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20世纪初）⑵加紧对外扩张①原因：国内市场狭小，资源匮乏，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与其他帝国主义竞争。②吞并琉球（1879年）③侵略朝鲜：1876年，《江华条约》；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④侵略中国：1874年，侵略台湾；1894年，挑起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马关条约》，日本开始侵入中国；参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五、评价⒈目的：⑴直接目的：富国强兵，摆脱外来压迫；⑵根本目的：发展资本主义，实现民族振兴，巩固明治政府的统治。⒉性质：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改革⒊历史作用：⑴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是日本走上近代化(资本主义)道路的标志。体现在：①经济: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由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②政治:实现了由早期中央集权向后期立宪政体的过渡,成为亚洲第一个立宪国家。③文化: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得到传播，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④摆脱了民族危机,跻身世界强国行列;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格局，为亚洲近邻提供了启迪和经验。⑵局限性①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的贫困,影响市场扩大,制约工业发展；②政治:原属统治阶级的中下级武士仍占统治地位,议会形同虚设；③文化:愚民政策和天皇崇拜思想的根深蒂固；④消极影响:侵略野心和军国主义传统推动日本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给亚洲国家带来灾难。⒈明治维新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⑴明治维新使封建落后的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通过对外掠夺，加快了日本的经济近代化，逐步发展成为亚洲资本主义强国；⑵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资产阶级性质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基本确立了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统治秩序，巩固了明治维新后确立的日本近代天皇制度；⑶明治维新使日本崛起为东方强国，并逐渐获得了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⑷是明治维新运动没有彻底根除封建残余势力，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日本竭力推行军国主义，开始对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B、中国戊戌变法、中国戊戌变法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的。(1)教育改革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细节包括：教育改革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

　　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学

　　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设

　　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译书局

　　(2)经济建设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经济建设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

　　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各地设立工厂农工商自谋生计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倡办实业，促进生产。

　　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

　　(3军事方面改用西洋军事训练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政治方面(4)裁减冗员设京师报馆

　　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颁

　　筹设武备大学堂

　　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开放新闻自由

　　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

　　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

　　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

　　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海等。据康有为表示，自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编辑本段变法实施及背景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清朝，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

　　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戊戌政变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

　　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谭嗣同拒绝出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他数十人被捕，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斩于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唯一在地方彻底实施变法的地方巡抚湖南巡抚陈宝箴被革职，且永不叙用。所

　　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即现北京大学）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废止。同英勇就义变法影响

　　谭嗣

　　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除此以外，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编辑本段变法意义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意义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功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C、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的异同、相同点：（1）背景相同，改革前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2）性质相同，都是由最高统治者自上而下进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3）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采取了重大措施；（4）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点：（1）戊戌变法依靠一个无实权的皇帝，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仍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2）明治维新获得成功，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强大起来。

篇十：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中国清朝的”百日维新”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成败意义上有什么区别？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2。戊戌变法和之后的慈禧新政有洋人的破坏(速改)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素怕慈禧，待到慈禧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有功无过。慈禧当时要是真的要象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慈禧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20年完成，而慈禧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

　　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性封，性资或者性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明治维新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而百日维新却是失败的。那么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了，百日维新又为什么失败了？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的研究总体上有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建构趋向”，所谓“建构趋向”，就是说对这两个改革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解释。百日维新我们比较熟悉，它为什么失败，大家都说是因为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力量太大，再一个就是袁世凯背叛了改革派。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把袁世凯换作别人的话改革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这是典型的对百日维新的建构性解释。所谓建构性解释就是说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对于明治维新也有一些建构性解释，说到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好多人认为是因为志士的支持，当时有好多年轻人，过去的武士不怕杀头，为了现代化奔走，因为他们的努力明治维新成功了。另外一些学者的趋向我把它称为“解构趋向”。在这篇文章里我引用了很多当代学者对它们的解释。解构性解释就是不对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做单一，明确的解释，一个作者就说它是一个谜。比如说对明治维新来说，有一个现代学者认为它之所以成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德川幕府的时候，日本的现代化就已经开始了。另外就是当时民众的造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究竟是怎样成功的，不知道，有好多原因，它的结果就是一个谜。这些东西也许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对于百日维新也有很多这样的解释，比如说有的学者认为慈禧并不是反对改革，光绪对改革的态度也是支持的，他的意思就是光绪其实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而康有为这些人其实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最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这是一个解构性的趋向。好多人也认为康有为当时的所作所为是要搞西方化，有一个学者就说其实并不是这样。解构性趋向的研究的好处是把那些建构性趋向的不完全的一面讲了出来，不好的地方是没有什么解释，究竟百日维新失败是为什么，没有什么解释。我这篇文章试图做出一些贡献。百日维新和明治维新这些大事的起因必定是多层面的，西方的典型研究方式是每个人从某一方面做一解释。我这篇文章比这还要多一点，我试图从方法论上来有所不同。现在对于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的解释大部分都是由历史学家做出来的。他们用的都是历史方法。而我是一个政治学家，对政治学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比较熟悉。我

　　在这里用了其中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其实比较老了，是19世纪穆勒首先提出来的，当代有些社会学家又把它做得更精一些了。他这些方法用的是些反例。而且这个反例还有所不同，比如说拿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比，这两个例子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是相似的，只有在一个关键的方面非常不同。我在这篇文章里就用了这种方法，我希望我的文章和以往的历史学家做的稍微有点不同。不单是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而且在方法论上还有所不同。我觉得在这两个改革里边最不同的就是它们的政治策略以及导致这些政治策略的哲学思想很不同，而其他方面都非常相似。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时也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所以共同点很多。两国都是非现代化国家，在列强的刺激下要搞现代化，这是两个国家基本的共同点。从两国当时面临的任务上来讲也非常相似，都是要搞现代化，要抵御列强。不同点则在于所采用的政治策略不同，而政治策略的不同又是由于深层次的文化和哲学观的不同造成的。这就是我的这篇文章想说明的问题。这是第一部分，历史背景，共同点就是动员国家资源，抵抗列强。从这两个国家当时的社会结构上来讲还有一些不同，不同点在于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被好多历史学家称作封建的社会结构，而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我更倾向于认为是一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所以从社会结构上来看虽然两个国家都不是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这点是相同的，但是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中国的社会结构为什么说是大一统呢？它跟封建的还不太一样。在日本中央政权的力量有限，而且没有一个很强的全国性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中国不仅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且还有一个由儒生组成的官僚体系。在这个背景下两个国家开始了改革。第二部分，从日本的总策略上来讲，我把它叫做慢三步。都是三步，中国也是三步，但是这两个三步的顺序正好相反。日本的慢三步是怎么回事呢？日本当时的社会精英，特别是以福泽为代表的这些人认为搞现代化绝对不能性急。他们的慢三步，第一步首先改变日本人的思想，先搞文化改革，第二才谈到政治改革，最后才搞别的东西。当时从主观上来讲，不光是福泽这么想，而且其他的主要知识分子，包括官方领导层也比较同意这种做法。当时日本的领导人对这个改革极没有信心，所以认为一定不能性急。于是采用了慢三步。而中国从总的策略上来讲是快三步，急于求成。第一步先搞技术，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政治改革先不要搞，思想文化改革就更不用提了。他们想要马上能见效的，改造思想不可能马上见效，所以先买进大炮，建现代化工厂。第一步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失败了，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北洋水师的舰船总吨位比日本的要大，但是战争失败了。所以说技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才开始政治改革，百日维新失败以后，20世纪初才开始了新文化运动。这就是快三步。从改革总策略上来讲和日本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快三步，一个是慢三步。从具体策略上来讲日本也是慢、缓，福泽说过：“我不赞成尽快的搞宪政，现在老百姓的觉悟达不到。”他觉得急于求成只能适得其反。福泽的这种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不光是学界，日本的官方大体上也是这么想的，对改革极没有信心。在这里我想谈一点有关的题外话。美国革命时期的领导人的心态和日本明治维新时领导人的心态差不多，像华盛顿这些人当时对美国革命能不能成功也是极没有信心，想过来想过去，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是结果是明治维新成功了，美国革命也成功了。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中国正相反，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改，一旦改革起来大家的性子又非常急，不光是康有为对改革的性子很急，光绪也一样。当时在百日维新的时候改革派提供了200多条建议，其中采用了100多条。康有为说：“慢改不如快改，小改不如大改。”这种说法应该说已经很极端了。但是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康有为并不属于激进派，还很保守，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比康有为还要急。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报纸《志林新报》比较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就认为百日维新这些人的改革是很极端的，中国改革派的这种激进在当时使得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

　　而明治维新根本就没办法和百日维新比。中国人的这种激进不光是在当时被注意到了，到了当代日本人也认为中国人的性子比较急。这是一个当代日本作家说的：“中国民族和我们日本民族很不一样，他们干任何事情很有能量，一旦干起来任何人都挡不住。中国人干的任何事情都很极端。”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个目标，一个阶段，一个决策，就是西方化。当时以福泽为代表的知识界也知道西方社会有西方社会的问题，并不是完美的。但是当时日本改革就一个目的—西方化。而中国当时是两个阶段，这个很清楚地反映在了康有为的著作里边。在中国第一阶段的改革和日本差不多，学习西方的东西，但是当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都知道第一个阶段改革根本就不够，实行第一个阶段改革的目的是要实行第二个阶段改革。第二阶段改革是要达到世界大同。从这点上中国和日本当时是很不一样的。当代中国的政治里边也有阶段论的问题。在50年代中国的领导人就意识到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我读了毛泽东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那里边写的比较清楚，民主革命是一个比较长的阶段，性子不要急，民主革命完了以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我们都知道两年以后就搞起了集体化、大跃进。我觉得这时候提出的两个阶段和百日维新时的两个阶段有相通的地方。后来改革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对两个阶段的分界线的认识有问题。百日维新的时候就是因为对第一个阶段在哪停，第二个阶段在哪开始的问题模糊了，所以才搞得不太好。中国政府在50年代走了一些弯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这两个阶段的分界不清楚。历史有时候会出现惊人的相似。关于总策略快三步慢三步的问题历史经常会出现重复，大家知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也走了一个快三步，70年代末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先引进西方技术，然后提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政治改革以后又提出了文化改革的问题，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快三步又重复了一下。晚清的时候走了一个快三步，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走了一个快三步，历史经常是相通的。这是不是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一些关系呢？第三部分，哲学理念。为什么两国的精英在政治策略上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呢？我觉得这跟两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哲学理念有些关系。总的来讲，日本当时的主导思想很简单就是救日本，而中国不仅是想救中国，而且要救世界。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首先，中国的大同世界观。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和中国古代的《礼记》里边的大同思想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中国深层的政治文化跟中国的改革是有关系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在世界范围内要消除国界、消除家界以达到世界大同。有很多人对当时康有为有大同思想很不理解，西方学者包括一些中国学者都很不理解，当时中国情况那么差，国家危亡，还提出了什么大同世界。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政治精英都同意这种大同思想。这里边包括孙中山，他的三民主义也是这么回事。但是日本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福泽当时说过：“中国这个民族很可怜，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欺负过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反过来对人家还是那么好。日本千万不能学中国。”看到福泽这段话，使我想起二战后中国干的一些事情。二战的时候日本占领了中国和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战后中国是亚洲唯一没有从日本得到任何战争赔款的国家。这不光是指北京政府，同时还包括了台北政府。北京政府方面当时周恩来总理说，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战争赔款就算了。台北政府也是这么说的，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以德报怨。日本人欺负了我们，但是我们不记仇，我们反而会对你好，中国是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这么做的。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赔款，只有中国没有，而且是主动放弃的。这个问题我在美国、在西方也经常讲，当时人家都认为中国政府放弃赔款是因为策略上的原因。我的一个对中国不了解美国同事甚至讲，中国人没有要对日赔款是因为太忙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忙着互相

　　厮杀，没有工夫去要战争赔款。也就是说在西方没有人是按照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的解释去接受的，没有人相信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的话。政治学家则认为当时70年代中国不要战争赔款是想利用日本。所以说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只有中国人能理解，西方人没办法理解。日本人就没有这种大同思想。福泽也说千万不能学中国。另外从哲学观上还有一点不同是，中国人有一种一元论思想。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认为世界上的真理都有一个源泉，一个根源。也就是说有一个真理。与此相应的权力也有一个，持有真理就应该有权力。而从福泽的作品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没有这种一元论的思想。福泽讲：“日本的历史跟中国不太一样，人们害怕有权的人，而不是尊敬。被人尊敬的人，人们并不怕。”意思就是说，人们尊敬天皇但是并不害怕天皇，天皇并没有权力。人们害怕的是将军们，但是将军们并不被人尊敬。也就是说在领导层里边，有的领导人令人害怕，有的领导人被人尊敬，而没有什么领导人是人们既尊敬也害怕的。也就说不是一元思想。而中国不是这样，作为领导人必须是让人既尊敬又害怕。我觉得这跟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有关系。中国的皇帝和日本的天皇不一样。日本天皇没有权力。而中国的皇帝不仅代表了权力，而且代表了真理，一个好的皇帝既要让人尊敬也要让人害怕。而这种文化在日本是没有的。还有一点，日本古代从中国学到了好多东西，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没有学到，就是科举考试。中国的科举考试，不管你出身多么贫寒，你只要熟读经书，文章写得好，照样可以当宰相。而在日本和朝鲜恐怕只有贵族才被允许。也就是说中国有这种民粹思想，中国的贵族概念和日本、西方的贵族概念都不太一样，中国的贵族是指皇帝的近亲，很少的一部分人，而在西方，贵族是一个社会层。从康有为和中国其他的知识分子的言论里边，看不到对老百姓的贬低。而在日本，福泽这些人的文章里，对老百姓的贬低是显而易见的，认为“绝对不能对那些愚蠢的老百姓客气”。当时就是“表扬政府，贬低人民”。这就是民粹政治和精英政治的区别。在这里我想到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中出现了哪些事情？挨斗的是哪些人？在台下喊口号的又是哪些人？*****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苏联就没有*****。还有大跃进，发动全国人民大炼钢铁，*****则是发动全国人民去批评领导，这些是不是和中国深层次的文化有一些关联呢？苏联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状况和中国是差不多的，但是苏联就从来没有过*****，也没有过大跃进。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言论里边，还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观念。不管说什么都是道德。而在日本，尤其是以福泽为代表的这些人道德中心论并不严重，他们认为道德这种东西没什么用处。用不着把自己要做的事情都冠冕堂皇的包装一下。另外关于民粹政治和精英政治。从他们的言论里可以看出，在日本基本上是一种精英政治，认为老百姓是愚蠢的。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里，没有对老百姓的贬低。这可能和孟子的思想有点关系，孟子认为，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社稷，最后的才是君主。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以福泽为代表的这些人对西方的理性比较重视，对实证科学和经验主义都是大加赞赏。而从康有为这些人的著作中，却似乎还是延续着儒家的一种思维方式。李泽厚就讲过：“中国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是非理性的。”康有为这些人是继承了这种思维方式。福泽这些人却是接受了西方的理性思想和经验主义。

篇十一：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P>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是中日两国在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的富国强兵的改革，他们的异同点你知道吗?以下是为你整理的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欢迎大家阅读。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相同点：(1)背景相同，改革前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2)性质相同，都是由最高统治者自上而下进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3)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采取了重大措施;(4)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点：1)社会背景不同：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前夕，农民的起义和市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而猛烈，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对自身处境越来越不满，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中下级武士对现实的不满增强，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二、中国戊戌变法前夕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2)领导力量不同：其一、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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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清扫敌对旧势力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其二、中国的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守旧势力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3)政策措施不同：其一、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4)国际环境不同：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中期，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其二、中国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区别一，改革的国情不同从1185年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前的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实际统治权都被各种不同的征夷大所掌握，日本的天皇只是一个名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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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统治者。明治维新前，全日本大小诸侯有三百个左右,其中最大的诸侯是德川幕府。德川幕府以天皇所封的征夷大为官职,挟天皇以令诸侯。所以明治维新的第一步，就是要结束这种军阀割据的状态，建立全日本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前的清朝，除了其中有短暂的分裂状态，绝大多数时间一直都处于统一状态。可是戊戌变法的第一步，却是从分裂中央集权内部开始，将原本统一的国家统治集团，分裂为“后党”和“帝党”这两大政治集团，最后甚至发展到要用武装政变来彼此消灭对方。从分裂走向统一符合正义期待和历史潮流，从统一走向分裂，则注定要失败。二，改革前的准备不同德川幕府末期，以下层武士阶层和地方诸侯为主的意在恢复日本天皇实际统治权的“尊王攘夷”活动风起云涌连续几十年，不但在思想上、军事上，而且在人才上、经济实力上等都为明治维新做了充分的准备。戊戌变法从共车上书开始。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到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前后一共只有三年时间，除了在全国一些地方组织了强学会和出版了一些报纸为变法做宣传外，既无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准备，也没有思想上和人才上的准备。尤其是作为发动变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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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人物，康有为也完全不具备成熟的变法思想和能力，只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激于义愤而突然产生了上书变法的冲动，对于究竟应该怎样变法等，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准备越充分的改革越容易获得成功，缺乏必要准备的改革难免失败。三，改革的领导者不同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而且是在长达几十年的幕府末期的血与火的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成分包括职业革命家、各诸侯的职业军人和官僚，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等。比如说坂本龙马是武士出生，眼见着许多武士为了推翻幕府被屠杀，多少次地方诸侯的反抗被镇压,他自己也一直被追杀，终于领悟到只通过盲目的暗杀行动来推翻幕府是行不通的。他通过海运知识的学习和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等的长期学习，逐渐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创办了从事国际贸易的“海援会”，这不但为推翻幕府培训了海军人才，还为推翻幕府积累了资金，帮助与幕府分庭抗礼的诸侯从国外秘密购买了大批先进的武器，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让不同的诸侯入股“海援会”的方式将原本分裂各自为阵的地方各大诸侯联合起来。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只是一个脆弱无能的皇帝和几个没有丝毫从政经验的热血文人，他们既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也没有一套可行的改革方案，甚至不了解基本的国家管理的常识。没有成熟领导者的乌合之众，是不可能让主宰数亿人命运的大国改革获得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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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改革的策略不同围绕怎样推翻幕府的问题，一直以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非法地进行武装讨伐和暗杀，一种是合法地进行武装讨伐。所谓合法地讨伐，就是要有天皇的许可，可是天皇一直都在德川幕府的监控之下，根本不可能公开发出讨伐令。当时的日本天皇，就像当年被曹操控制的汉献帝。所以推翻幕府的革命一直都是非法的，也一再以流血失败告终。正是在吸收了这些经验教训之后，坂本龙马提出了“大政奉还”的策略。也就是说不通过武装流血斗争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而是让德川幕府自己主动将统治权交还给天皇，然后组成新的全日本真正统一的新政府，德川幕府也像其他诸侯一样平等地参与新政府的管理。这样一来，国家达到了统一的目的，德川幕府也避免了被消灭的命运，是一个多赢的结局。为了让德川幕府主动交出正确，各诸侯同时加强军备，以武逼和。坂本龙马提出的“大政奉还”的策略得到了各大诸侯的赞同，并且在他的联络下，展开了游说工作，最后终于在1867年迫使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代征夷大德川庆喜主动向天皇提出辞呈，使“大政奉还”从理论变成现实。戊戌变法基本上可以说没有策略，反而从一开始就与依然拥有强大能力的“后党”争权夺利，最后甚至想通过买通“后党”的军人来搞政变吃掉“后党”，实在是愚不可及!正确的策略能保证改革的成功，没有正确可行的策略即使不将改革引向失败，也往往会让改革走上弯路或误入歧途。五，改革的方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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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维新不但有“大政奉还”的高明策略，而且有具体可行简明扼要的方案，这就是坂本龙马提出的“船中八策”，其内容如下：1，将天下的政权奉还给朝廷，一切政令应该由朝廷来发布。2，朝廷要设立上下议政局，设置议员，讨论决定朝政，决定朝政的根据必须是公义。3，召集全国有才能的公卿、诸侯、及平民百姓中的人才，聘用他们为顾问，并赐给相应的官爵，将原来朝中有爵无能的官员辞退。4，外交必须经过广泛的公议之后，才能缔结新的条约。5，参照原来的旧法，建立一套新法大典。6，必须大力扩展海军。7，必须建立属于天皇和日本的全新陆军。8，根据法律，平等地与海外各国进行金银货物贸易。从《船中八策》到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的《五条誓文》，主要内容基本相同，而且几十年始终如一。戊戌变法完全没有一个主要明确的改革方案，在短短的103天内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不但毫无轻重缓急之分,也让地方官无所适从,疲于奔命。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的贯彻实施和坚持是保证改革成功的关键。六，改革的重点不同明治维新的主要工作，是从无到有，重点是建立原来没有的东西，比如具有现代民主体制的议政制、建立现代国防、对外开放引进西方的科技、开办现代教育等。做起来阻力就比较小。戊戌变法则是从旧到新，重点首先是要将原来的否定，然后另外搞一套新的，这样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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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大。任何社会改革都会遇到阻力，关键是怎样因势利导，抓重点进行改革突破，通过点的突破来带动面的改变。七，改革的获利者不同明治维新的获利者是全体日本国民。正如司马辽太郎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没有“日本国”的概念，只有藩王和天皇的概念。明治维新之后，打破了国民原来的等级制度，才有了“日本国”和所有国民平等的“日本人”的概念。以《五条誓文》中关于教育的内容来说，日本在当时就开始了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与此相比，戊戌变法虽然提出了废除科举的制度，却没有在全国同时推行义务教育，在这样大的一个中国，只兴办了一座京师大学堂。说来惭愧，直到今天，在中国也还没有完全实现全民免费的义务教育!戊戌变法的获利者是极少数，但却是以剥夺极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为前提，对于更广大的普通国民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获利可言。不能使绝大多数国民获利的改革就无法得到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也是不能长久和成功的。八，国民对改革的态度不同明治维新除了遭到德川幕府的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外，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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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拥护和赞同，尤其是在的德川幕府的顽固派的叛乱被评定后,几乎得到了全体国民一致的支持,国家在这样的改革下迅速强盛起来,国民也从这样的改革中很快富裕起来，真正实现了民富国强。戊戌变法除了颁布了一大堆没有来得及实施的新政，和建立起了许多书生论政的报刊社团之外，国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实惠，所以改革基本上没有得到国民的认同。不能得到绝大多数国民认可的改革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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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二：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P>　　第11章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一、维新教育的渐次推进1.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早期改良派是19世纪7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思想群体。他们都把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培养新型人才作为实现整体改革方案的基础，他们在文化教育上的主张大致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1）全面学习西学早期改良派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推进了一步，认为西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要求扩大向西方学习的规模和领域，深化学习的层次。在一定程度上，早期改良派是用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来考虑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教法度应该择善而从，不应该有古今、中外、华夷的区分，完全突破了民族文化本位观念。（2）改革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受到了早期改良派的批判，但并未遭到彻底否定。早期改良派仍主张保留科举制度的形态，甚至在他们设计近代学制时还考虑到与科举制度接轨。（3）建立近代学制在早期改良派中，较早勾画出中国近代学制轮廓的是郑观应。他提出仿照西方学制设立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制系统，大、中、小学均采取班级授课的形式，规定学习年限各为三年，以考试的结果为升学的标准。鉴于当时的现实，他提出了“变通”的方法，即将科举制的进士、举人、秀才的三级科名与大、中、小三级学校相配合，并将各省、府、县的书院改为学堂。他是国内最早倡导改书院为学堂的人。郑观应设想的这个三级学制系统，实际上是以中等教育作为正规学制的起点的，学制中的“小学”已略相当于中等教育的起始程度。而“各乡亦分设家塾、公塾”，初等教育主要在家塾、公塾中进行，未纳入正式学制系统，不规定学习年限，学生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小学”。从入“小学”就开始实行分科教育，分文、武科两大类，文科类有六科：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武科类只有陆军和海军两科。这种学制设想虽然还显得粗糙，且明显有和科举挂钩的痕迹，包括三年学制年限也和科举三年一试相通。但它反映了早期改良派要求系统地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思想，也远远超出了洋务派教育实践的水平，克服了洋务学堂孤立、分散和应急性的特点。（4）倡导女子教育在近代西方男女平权观念的影响下，早期改良派最早关注起女性的社会地位。到甲午战争前夕，他们普遍发出了重视女子教育的呼声。正是有早期改良派的教育思想启蒙，才会导致甲午战争后维新教育思潮的一触即发，并迅速转化为维新教育运动。2.维新教育实践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所谓维新，就是在保留满清皇权的前提下，用和平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维新派普遍认为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是实现变法维新的基础，因此，维新教育实践活动便成为维新运动的基本内容。（1）兴办学堂维新性质的学堂包括以下两类：第一类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培养维新骨干、传播维新思想而设立的学堂，著名的有万木草堂（1890）、湖南时务学堂（1897）。第二类学堂是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某个或某些方面对洋务办学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著名的有北洋西学堂（1895）与南洋公学（1896）、经正女学（1898）。

　　其他具有维新性质的学堂如严复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1897）、徐树兰捐资创办的绍兴中西学堂（1897）、谭嗣同发起创办的浏阳算学馆（1897）等也都较为著名。

　　（2）兴办学会与发行报刊维新派还通过创办各种学会和发行报刊来宣传维新思想。著名的有1895年8月康有为与陈炽在北京发起并筹资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更名为《中外纪闻》）、在上海创办的《强学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等等。总之，维新派以学会为阵地，以报刊为传媒，讲西学，论国事，宣传变法主张，抨击封建势力，进行维新思想的启蒙，与维新学堂相互补充，起到了扩大教育面，开民智、新民德的作用。使不少人逐渐认识到维新变法的意义，参加和支持变法，扩大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社会基础。3.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国家面临瓜分危局。康有为等维新派人物大声疾呼，力陈变法图存。1898年6月11日，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维新变法，这次变法仅持续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使甲午战争以来维新人士的变法要求一变而为朝廷的施政措施，维新运动被推向高潮。其中教育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内容有：（1）设立京师大学堂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首次向朝廷正式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后，康有为、王鹏运等也多次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也准其建立，但因奕和大学士刚毅等人的反对而搁置。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即特别提出开办京师大学堂，在此严令下，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于7月3日上报，光绪帝当即批准，并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后经孙家鼐提议，分设中、西学总教习，聘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戊戌政变”中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继续由孙家鼐筹办，于当年11月正式开学。戊戌政变后，慈禧下令恢复八股取士，大学堂又被学生当成了科举准备的场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并被纳入清末学制系统，规模也逐步扩大。（2）废除八股考试、改革科举制度1898年6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八股废除后，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学问，促进了西学的传播。7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催立经济特科，以选拔维新人才，加强了科举和现实的联系。百日维新失败后，八股考试制度虽然又被恢复，但由于人们已经开始向往新式教育，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减少。（3）实力讲求西学，普遍建立新式学堂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令各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堂。百日维新期间，还计划设立铁路、农务、茶务、蚕桑等实业学堂，广派人员出国游学游历，设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奖励开设报馆，开放言论，书籍、报纸免税等。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虽以失败告终，但对于促进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二、维新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维新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和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一脉相承，但由于国家危机严重，他们的要求更强烈，表达更明确，理论也更系统。1.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人称南海先生。他是戊戌变法运

　　动的领导者，是我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但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却并未跟上时代步伐，逐步堕落为保皇派。

　　（1）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主张康有为对教育改革的迫切愿望源于对教育作用的认识。维新运动中，他无论上书还是呈折，都常将兴学育才作为维新救国的基本保障加以强调。他提出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有：①废八股考试，改试策论，等学校普遍开设后，再废科举。②大力创办学校，改变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科学技术，培养新型人才。为了更快更有效地学习西学，他还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建议。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上述建议直接影响了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2）《大同书》中的教育理想《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在书中，康有为创造性地描绘了一幅“大同”社会的蓝图，体现大同世界人人平等，教育普及，施教合理，使人健康发展的远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主张废除私有制和等级制，论述了理想的学制体系，包括人本院、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倡导“公养”、“公教”，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享受教育，皆为公费；重视学龄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指出对儿童应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等，在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传统封建教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康有为《大同书》中教育理想的观念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综合体，带有明显的未来乌托邦色彩。2.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康有为的弟子，深受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在“百日维新”期间，力助康有为倡行新法新政。其教育代表作有《变法通议》、《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等。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论教育作用和宗旨梁启超认为国势强弱随人民的教育程度而转移，但其思想的突出之点是在维新变法期间，即明确地将“开民智”与“兴民权”联系起来，为“兴民权”而“开民智”。他认为“权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这在一定程度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基于“开民智”的思想，梁启超提出教育的宗旨应该是培养“新民”。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可以看出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2）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主张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教育改革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变科举、兴学校甲午战争后不久，梁启超即提出了变科举、兴学校的系统主张，并设计了上策、中策和下策三种方案以供采择，其中上策是将科举合并于学校，这实际上是一套废科举兴学校的方案，除保留科举的各级科名外，科举实体已不复存在。②师范学校，群学之基1896年梁启超于《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专文论述师范教育问题。他主张参照日本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设置师范学堂，在办理大学堂之前，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同时设立小学和师范学堂，师范学堂的学生同时兼任小学堂的教习，

　　以后逐步提高师范生的程度，以至于可以担任中学堂和大学堂的教习。师范学堂的课程应包括“六经”大义、历朝掌故、文字源流、列国情状、格致专门、诸国文字等基础学科。另外，他认为有关“诲人之术”和“为教之道”的微言妙义，已略具于中国古代的《学记》，应加以发掘利用。梁启超倡导师范教育，不仅是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对教师进行专门培养，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广设师范学校，统一课程设置，培养一批在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上都符合维新要求的新教师，推动维新教育活动的全面开展。

　　③倡导女子教育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系统论述了女子教育问题，从女子自养自立、成才成德、教育子女、实施文明胎教等方面揭示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接受教育是女子的天赋权利，也是男女平等的保障，他提出女子有耐心、喜静、心细等特点，与男子相比，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中国应充分开发和利用女性这一巨大的人才资源。④改革儿童教育梁启超对中、西教学方法进行了比较，撰成《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倡导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改革。他指出西人强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而在中国则与之反；西人重视理解，而在中国注重识记；西人注意直观教学，实物教学，而在中国只注重言语文字。他建议中国应从编写儿童教学用书入手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同时反对体罚，强调减少课时，充分开展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如参观、游戏、体育、音乐等。（3）介绍西方学理，指点教育新政①论学校教育制度梁启超主张以新的学校体系代替科举制度，提出中国学制模仿日本的学校制度，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把教育划分为四个阶段：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6～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21岁为“少年期”，受中等教育或相应的师范教育、实业教育；22～25岁为“成年期”，受大学教育，大学教育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确定学制的不同阶段和年限是近代西方教育心理研究的成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介绍和倡导这一理论的人。②论教育经费梁启超还通过对日、德、英、法等国教育经费制度的介绍分析，归结出这些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筹措原则，建议清政府采取如下办法，筹措经费，推行普及教育：第一，小学教育经费由公产所入支办。第二，学校所在的各级区域，如市、乡镇直至下属的更小区域，都应设立教育会议所，由本区域居民选举出若干人作为教育议员，考查该区的办学实绩，负责教育财政、庶务等，地方行政长官不得干预。第三，学校税为法定税收项目，如有违抗不肯交纳者，则由当地教育会议所禀官，依法究取。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前期提出的许多教育改革建议多汲取了西方教育的新知学理，措施具体而观点新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许多方面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3.严复的教育思想严复，字又陵，又字畿道，福建侯官人，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把进化论的思想传播到中国，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其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原强》、《救亡决论》、《西学通门径功用说》，《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等。主要教育思想如下：（1）培养德、智、体兼备的真国民严复是中国近代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并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优胜劣汰的国际竞争形势对这一教育目标模式进行了论证。严复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民力强弱、民智高下和民德的好坏，要以新的德、智、体三育武装国民，

　　取代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时代的教育。严复在《原强》中首次阐发了他的“三育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所谓

　　“鼓民力”就是提倡体育；“开民智”就是要全面开发人民的智慧，其核心是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和训诂辞章之学，讲求西学；“新民德”主要是从改变传统德育内容，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取代封建伦理道德，培养人民忠爱国家的观念意识。

　　（2）指摘八股考试，比较中西学风在严复的德、智、体三育体系中，智育处于基础地位。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愚、贫、弱三方面的问题中，“愚”是最基本的问题。“开民智”直接可以治愚，间接可以“鼓民力”和“新民德”，因此是救亡图存的突破口和当务之急。而在八股考试主导下的封建教育不仅不能启迪人的智慧，反而“适足以破坏人才”。在《救亡决论》中，严复详细分析了八股式教育的三大弊端：其一是“锢智慧”，其二是“坏心术”，其三是“滋游手”。据此，他大力倡导废除八股而学西学。严复还通过中西学风对比，对中国传统学风进行反省和批判：首先，西学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因循古人的见解，不盲从别人的结论，而中学注重知识的积累，崇尚述而不作。其次，西学贵于采用观察、试验、实测、归纳等实证的方法独创新知或对前人的既成之论进行验证和质疑，而中学沉湎于对古训的考释求证，演绎发微。传统学风和近代科学精神的格格不入，不利于西学的广泛传播。严复希望通过思维方式的训练来改变这一学风，他翻译《穆勒名学》和耶芳苏的《名学浅说》正是出于这一想法。（3）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在确立中国未来文化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上，严复强调“体用一致”。甲午战争后，他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明确肯定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倡导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要一体学习。他的“体用一致”思想虽然表现为“全盘西化”和西学自成体用的倾向，但在当时多数人都故步自封的情况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严复是维新巨子中绝无仅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他的论述都能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从历史演变的规律和学理上进行阐述。因此其“德智体三育论”和“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等都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并初具理论形态。三、清末新政下的教育改革1.清末学制的建立清末颁布学制始于《钦定学堂章程》而成于《奏定学堂章程》。（1）“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①壬寅学制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了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统称《钦定学堂章程》。因该年为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学制系统，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衔接关系。“壬寅学制”公布后未及实行，很快被“癸卯学制”所取代。②癸卯学制1904年1月，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重新拟订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统称《奏定学堂章程》。因公布时在阴历癸卯年，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详备。癸卯学制主系列划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共三级13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仅设中学堂一级，5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共三级11～12年。横的方面除直系各学堂外，另有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2）清末学制的半资本主义半封建性清末学制的制订是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承前启后之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清末学制直接参考了日本学制，间接吸纳了欧美的学制，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诸多特点：学制整体结构仿照西方流行的三级学制系统模式；规划了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的目标，反映了对教育普及性的要求；在教育目标上确立了德、智、体三方面素质协调发展的“三育”模式；设置了众多的实业学堂，以适应和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师范教育，加强了教师的职业训练；将分年课程规划、班级授课制作为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等等。学制又表现出一些局限性：延续时间过长，总计30年之久；在课程设置上，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学校管理上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仍没有女子教育的位置。由上不难看出，清末学制包含了资本主义和封建性因素，是传统性和近代性的综合产物。（3）清末学制的补充与修正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施中的问题，癸卯学制颁布后又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影响较大的有：①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是我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合法地位的开始。②针对民间关于初等小学堂难于按章程规定普及的议论，1909年颁布了《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可以根据师资和入学对象的情况，原《章程》中初等小学完全科的部分课程可以删减，初等小学简易科的年限可缩至4年或3年，课程更为简缩。这些补充和修正措施有助于扩大教育的对象和范围，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发展。③1909年对中学制度进行调整，实行文、实分科，课程各有侧重。2.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度从改革到废除共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改革科举内容；第二步是递减科举中额；第三步是完全废止科举。1905年8月，清廷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乡试、会试一律停考，各省岁科考试也随即停，至此，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告废止。科举废除，意味着由封建王朝扶植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体系的彻底崩溃，旧式学校或消亡、或改制，而对新兴的近代教育事业来说，则意味着消除了最大的障碍，各地纷纷开始兴学，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兴办新学的热潮。3.改革教育行政体制，厘订教育宗旨（1）改革教育行政体制1905年底，清政府效仿日本文部之成规，正式建立学部，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司下设科，另设司务厅负责内勤。学部的直属单位还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会议所。1906年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1906年，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自此，从中央到基层的教育行政体制遂告建立。（2）制定教育宗旨1906年3月，根据学部的建议，清帝下谕，正式确定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体现了“中体西用”精神。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宗旨的前两项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项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至于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

　　善的需求，这个教育宗旨根本就没有顾及，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基本特点所在。4.留学教育的勃兴在清末新政的激励下，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首先是在1906年前后

　　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其次是在1908年美国实行“退款兴学”政策后留美潮流逐渐兴起。

　　（1）留日高潮的兴起由于甲午战争的刺激，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寻求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对日本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也必须仿效。并以日本路近费省，中日文字接近易于通晓，西书已由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日本的风俗习惯近似于中国等原由，认为应将日本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这样到1901年1月清廷议行新政前，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应不下200人。1901年议行新政后，清政府多次倡导留学，1903年清政府公布《约束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明确了对留学毕业生给予相应的科名奖励办法，留日学生逐年增多。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后，士人为寻求新的出路，纷纷涌向日本，形成留日高峰。清末留日归国学生虽然在输入近代西方科技方面整体层次不高，但他们充实了新式学堂的师资，壮大了实业技术人才的队伍，翻译了大量日文西学书籍，较广泛地传播了资本主义思想观念。特别是以留日学生为骨干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群体，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2）“退款兴学”与留学潮流的转向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付各国战争赔款共计白银4.5亿两，从1902年到1940年分39年还清，本息总计达9亿多两，因事出中国庚子年，史称“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给中国，并和中国政府达成默契，以所退庚款发展留美教育。美国的这一举动后来被部分相关国家仿效，这就是所谓的“庚款兴学”或称“退款兴学”。为了实施庚款留美计划，中国政府专门拟定了《遣派留美学生办法大纲》，规定在华盛顿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作为管理中国留美学生的机构，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留美学生的考选派遣事宜，并从1909年起实施。游美学务处在直接选派留美生的同时，又着手筹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民国成立后改称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学生经过8年的高强度学习，到美国后一般可进入大学三年级学习，大部分人都能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回国。清华学堂对提高中国留美学生的层次和系统引入西学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退款兴学”，美国确实达到了“把中国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的目的，1909年之后，留美人数逐年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流向结构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许多人对清政府由失望而变为反对，反清情绪日增，革命声势日涨，革命逐步代替改良而成为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教育活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批判封建教育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挑战封建皇权的姿态，对封建文化教育进行无情鞭挞和批判，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教育是剥夺人权的奴隶教育，清朝统治者所开设的学堂都是奴隶学堂，所用的教科书都是奴隶教科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各色各样的奴隶。尽管从文化发展和教育变革的长远观点看，这些批判还有潜在的偏颇性，但对引导人们认清封建教育的本质，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将近代思想启蒙的进程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2.革命与改良政治论争中的教育定位戊戌政变后不久，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即因政治路线的不同而发生争论。双方各以

　　《民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争中涉及到教育问题，对教育的不同定位是两派争执的焦点之一。

　　（1）改良派的观点改良派以中国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愚昧无知，缺乏治理国家的基本能力为理由，极力反对革命，推行共和。主张当务之急是发展教育，开通民智，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和素质水平。至于国家政体则由开明专制而君主立宪，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最终实现民主共和。他们认为在人民素质没有普遍提高之前，就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强行建立共和制，将有导致国家民族灭亡的危险。（2）革命派的观点革命派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但认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先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专制腐败的清政府，建立起民主共和国，才能谈得上发展教育和其他事业。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革命派认为应分清轻重缓急，先革命后教育。在革命未获成功之前，教育要为革命服务，与革命并行，进行革命的教育。在这场论辩中，改良派的认识有其合理因素。这种合理因素被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所证实。但是改良派以民智未开而否定革命，以教育救国而否定革命救国，这不光是对封建专制政治势力的妥协和对“新政”政治改革的幻想，也有悖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原理。皇权的存在即意味着对文化教育中民主要求的束缚，这对中国民主文化的发展将留下更长远的隐患。3.开展革命教育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展的革命教育活动形式多样，如创办报刊杂志，印发革命书报，面向整个社会宣传革命思想；通过新政兴学热潮中日益壮大、但不同于传统士人的近代师生群体将革命思想传播到各类官私学堂。同时，还亲自创办学校和成立学会，其中著名的有以下几所：（1）中国教育会、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1902年4月，蔡元培与上海教育界人士叶瀚、蒋观云、林少泉等人集议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中国教育会表面上是办理教育，编订教科书，推行函授教育，刊行丛报等，而实际上是在宣传革命思想，它对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是中国教育会创办的著名革命学校。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都是革命性质的学校，特别是爱国学社因罢学风潮而产生，它的成立开我国近代学生罢学并另行设校的先河。（2）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9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等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校，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该校设有体育专修科，6个月毕业，以培训小学体育教师为名，招收各地会党首领入学堂练习兵操，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并使女生都习军事操练，编为女国民军。徐锡麟赴安庆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后，校务由秋瑾主持。秋瑾与徐锡麟互通声气，策动浙、皖两地的革命活动，密约举义时遥为响应。1907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举事失败后被杀，浙江的革命活动也被清政府侦悉，导致“血战大通学堂”事件，许多革命青年壮烈牺牲，秋瑾被捕后遇害于绍兴轩亭口。

篇十三：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P>　　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词虽然以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繡像小說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

　　第十一章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

　　建立学制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从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对外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对内为了缓解国人空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不得不赶忙于1901年宣布恢复“新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诏变法，在斥责康有为等不是变法，而是乱法以后，指出“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要求臣下“各就现在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教育领域实际上完全恢复了三年前被扼杀的“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如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各地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壬寅——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两部前奏曲：其一,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类大中小学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给予规范。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至20世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的序幕。

　　1902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

　　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即，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一、“壬寅学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为拟此学制,1902年5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19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还拜会了首相伊藤博文、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等官员，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郎、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吴汝纶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了大量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在日考察情况，多渠道为制订学制提供资料。吴汝纶的访日之行为清末学制章程起草起了重要作用。（一）、壬寅学制系统壬寅学制规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系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校系统。壬寅学制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总计为十年。小学堂的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以研究为主，年限不定。高等教育的总学程共计二十年。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

　　壬寅学制从横的方面看，与高等小学堂平行，有简易事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有仕学馆、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二）、课程“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孙家鼐一样因求致用而偏颇地把文学拒为学科之外，“壬寅学制”的《功课》中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又分为七大门类：“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西学占据六科，而“中学”仅有一科文学科，但他对“中学”也丝毫不敢马虎，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虽然以“词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繡像小說〉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都在这一时期详细阐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功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诞生，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担当了主角。（三）、壬寅学制具有如下特点：1、强调国民教育，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2、注重实业教育，提出了设立各级实学堂的思想；3、女子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制系统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4、依然留有科举制的痕迹，规定给予自高等小学堂始授予不同的科举出身。（四）、结果：虽经公布，但未实施

　　由于多种原因该学制没有得到实行，其中一个原因是清政府中的种种势力开始争夺教育权,“谤焰乃集于百熙一身,劾者纷起”。由于张百熙所用之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人所恨”，加之张百熙与荣庆不合，“二人学术思想，既各不相同，用人行政，意见尤多歧异”，此外，《壬寅学制》制订仓促，自身也存在种种不足，故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壬寅学制》的一些特点被《癸卯学制》所继承：第一，以纵向的初等、中等、高等学堂为主，形成三段七级,以横向的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为辅，将整个学堂教育系统地连成一体；第二，特别注重修身、伦理和经学教育；第三，开始注意国民义务教育；第四，注意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第五，女子教育毫无地位；第六，教学机关与教育行政机关合而为一，京师大学堂有统辖全国教育的职权。该学制虽未能实行，但却成为《癸卯学制》的雏形。二、癸卯学制1904的“癸卯学制”是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正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学制。在《癸卯学制》出台之前，张之洞曾在湖北设计了一个省区学制系统——湖北学制。张之洞自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他办的学堂，从类型上看有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妇幼学堂；从程度上看，包括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堂的各个等级。后来《癸卯学制》中所涉及的各级各类学堂，除大学堂之外，他都办过。1898年4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介绍了西方学制建设，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系统的学制设想。1902年底，张之洞与湖北巡抚端方会衔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出台了湖北学制体系。张之洞的湖北学制体系虽然要比《壬寅学制》晚近三个月，而且是在上奏湖北学制之后才看到《壬寅学制》的，但两个学制版本中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张之洞也就《壬寅学制》提出了4条补充意见。这成为张之洞进京参与厘定《癸卯学制》的直接契机。历史选择张之洞主持癸卯学制与他个人丰富的学务背景及对学制的认识密切相关。他担任四川学政时初涉学务，大力整顿考场积弊。“臣竭其愚弩，多方整饬，似尚渐觉廓清”，四川试场风气为之一新，张之洞本人也开始在学务上初

　　露锋芒。后来担任湖北学政、两湖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为他创办新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通过改造旧学堂和创建新式学堂两种途经大兴新学，改造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又建立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一系列初等、高等学堂，并且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成绩斐然，构成了晚清兴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随着学务经历的不断丰富，张之洞对学制的认识也随之深入，为日后癸卯学制的拟定做好了思想准备。1895年他对西方学制有了初步的认识：“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谈及“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指出“其善有三：出资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并表示“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三年后，他对西方学制的认识已有很大提高，说：“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唯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为最多”，日本学校“门目与中国情形较近。欧美无学不兼讲西教，日本无学不兼讲伦理”，至于立学章程，则是“西繁而东简，西迟而东速”，因此张之洞最终选择以日本学制为新学制的参照，由他主持制定癸卯学制也顺理成章。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初等教育有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5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横向分作三部分:在普通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各级各类教育概况⒈蒙养院

　　章程规定“蒙养与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尚未构成有专门功能的幼儿教育机制。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活动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⒉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凡七岁以上儿童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每周不超过三十课时。学制五年。清政府有将初小作为义务教育的意愿，并首先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普及初小教育，再逐步推广。⒊高等小学堂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八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四年。⒋中学堂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五年。⒌高等学堂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⒍分科大学堂即大学本科。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分设八科：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各科一般修业三年，政法科和医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

　　⒎通儒院大学本科后教育。设在京师大学堂内，由分科大学堂毕业生升入，无规定科目。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⒏师范学堂分为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每县设立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培养初小、高小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完全科学制五年，另有一种学习一年的简易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又称师范馆）设于京师和省城，招收初级师范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学制三年，初入学学公共科，二年级开始学分类科，完成分类科学习后可选修加习科。两级师范分别设附属小学或附属中学，供师范生实习用。⒐实业学堂分为三级：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二）、“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得有实际为主。”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

　　译事宜。”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

　　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

　　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一）、“癸卯学制”的学校系统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初等教育有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5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横向分作三部分:在普通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⒈蒙养院章程规定“蒙养与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尚未构成有专门功能的幼儿教育机制。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活动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⒉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凡七岁以上儿童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每周不超过三十课时。学制五年。清政府有将初小作为义务教育的意愿，并首先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普及初小教育，再逐步推广。⒊高等小学堂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八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四年。⒋中学堂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五年。⒌高等学堂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⒍分科大学堂即大学本科。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分设八科：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

　　工科和商科。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各科一般修业三年，政法科和医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⒎通儒院大学本科后教育。设在京师大学堂内，由分科大学堂毕业生升入，无规定科目。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⒏师范学堂分为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每县设立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培养初小、高小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完全科学制五年，另有一种学习一年的简易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又称师范馆）设于京师和省城，招收初级师范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学制三年，初入学学公共科，二年级开始学分类科，完成分类科学习后可选修加习科。两级师范分别设附属小学或附属中学，供师范生实习用。⒐实业学堂分为三级：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二）、“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得有实际为主。”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

　　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三）、“癸卯学制”中的学校培养目标初等小学堂：“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强调儿童身体，令其发育”。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中学堂：“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事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

　　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大学堂、通儒院：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其学专求实际，不尚空谈。初级师范学堂：令拟派充高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二项教员者入焉;；以习普通学外，并讲明教授管理之法为宗旨；以全国人民识字日多为成效。优级师范学堂：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四）、“癸卯学制”中的课程设置蒙养院：游戏、歌谣、谈话、手技等初等小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高等小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中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五）、“癸卯学制”的特点：形同资产阶级新学制，实有浓厚的封建性。１、形同资产阶级新学制清末学制的制订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在制订过程中直接参考日本，间接吸纳欧美，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诸多特点。学制整体结构仿照西方流行的三级学制系统模式，分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学制规划了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的目标，反映了对教育的普及性和平等性要求；在学制的各阶段特别是初等教育阶段，教育目标上确立了德、智、体三方面素质协调发展的“三育”模式；设置了众多的实业学堂，以适应和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师范教育，加强教师职业训练；将分年课程规划、班级授课制作为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编制了专门的教科书这些都与封建传统教育有本质区别。癸卯学制的颁布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体制，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我国近代教育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1.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三驾并驱的模式是癸卯学制最具现代化的特征。2.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是癸卯学制突破性的贡献。癸卯学制促成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赋予教育行政系统相对独立的发展权力,符合规模化、系统化、现代化的教育发展趋势。２、清末新政毕竟是封建王朝的自救性改革，严重受到封建思想的支配，因此又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性：第一、学制的指导思想仍是洋务教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延续，没有本质上的突破；第二，从课程设置看，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读经讲经课，初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40％（还不算每天半小时的温经），高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加上与之密切相关的修身课，仍占40％。小学不设外语，也是要保证学生打下坚实的传统中学根基。中学堂的读经讲经和修身课也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高等学堂政科（即文科），经学、伦理仍为必修课，艺科（即理科）也设有伦理课。第三、各级各类学堂尽管无明确的等级限制，但进入大学堂附加稻种担保条件，无形中维护了教育的封建等级性；第四、广大妇女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章程中明确指出：“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能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规定“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不过在西方男女平权主张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上蒙养院的设立要求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师资，所以女子入学受教育已是不可遏制。1907年，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女子初小和高小的学制均比男子初小和高小少一年，课程也少一些，可见其地位仍低于男校，而且女校的防范制度措施极其严格，以保持“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尽管如此，女校的设立，毕竟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历程。第五、从学制看，延续时间过长，总计30年之久，即使不算两端的蒙养院和通儒院，也有20年以上，这样长的学制一般人很难修完，体现的是逐级淘汰的封建选拔制。学制中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份量重，各有三级；而中等教育份量

　　轻，只有一级，属于过渡性质而已，可见尚未摆脱封建传统的小学－大学的框架构建。第六、从学校设置看，按地方行政级别规定办学级别，如初小由乡镇设立，高小由州县（及大镇）设立，中学由府（大州）设立，高等学校在省城设立，最高学府设在京城，同时鼓励私人办学（限于小学）也是套用了传统的办学体制。，第七、从学校管理看，保留旧学校每月朔日（初一）的祭孔、宣读《圣谕广训》的典礼，及月课、岁考、以学业成绩奖惩学生的各项制度。毕业考试由地方官会同学堂监督（校长）和教员主持，各类毕业生分别赋予相应的科举出身，如通儒院毕业生按翰林升阶，大学本科毕业生作为进士出身，高等学堂毕业生作为举人出身，中学毕业生奖以（国子监）拔贡、优贡、岁贡，高小毕业生作为（府、州、县学）生员，即秀才出身。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比照同级普通学堂给予毕业生科举出身。（六）、“癸卯学制”的意义１、从总体上看，各级各类教育的课程与教材，与中国古代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相对而言，它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幼儿园——湖北幼稚园，仅仅从它的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当时设置的科目有：行仪、训话、日语、手技、唱歌、游戏等。而对于高等学堂和大学堂的课程，也更多的采用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力求更多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寻求一种教育救国的道路。２、不可抹杀的一点是，新学制的颁发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旧有的教育制度，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导致了1905年废除了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３、另外，新学制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改革。比如对于蒙养教育，认为应该以“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情,最所喜好之事物”为限，对于初等小学生，强调要“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不易操切以伤其身体”，要求注重讲解，防止死记硬背，掌握灵活性；中学教学则要求“务须平正明显，切于实际，勿令学童苦其繁难；其详略深浅，视学生之年岁程度而定”。对于物理、化学、图画、地理、体操等课的教学，强调要注重实验或者实地练习。《章程》规定，中学堂应设“图书馆、器具室、药品室、标本室”，根据课程之需求“所用器具、标本、模型、图画等物，均宜全备，且须结合教授中学堂程度者”。这些思想显然是受到了西方实验

　　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为中国教育在教学方法以及设备的近代化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４、新学制颁布前后，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随着新学堂的开办，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人才，极大地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据统计，中国留日学生1896年仅为13人，1901年为274人，到1904年增加为2400人,1905年激增为8000人。而根据学部奏报的第一次教育统计表，1907年全国各省有各级各类学校37888所，学生1024988人，到1909年，全国学生人数已经达到626720人。随着这些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又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纷纷建立起新式的学堂。加大了对西方文化的传播。５、此外,新学制的颁布，新式学堂的建立，也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发展。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攻下，中国年轻的学生们，坚定的维护着祖国的尊严，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入侵。1903年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500余人集会于锦辉馆，与会者愤怒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恶行径，并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第二天，京师大学堂的师范生、仕学馆学生“鸣钟上课”，声讨沙俄侵略，并发表演讲，致电各省督抚和各省学堂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号召“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之人请命”。1905年，京师大学堂爱国师生又搜集各种报刊资料，编印《广劝抵制美约说》一册，揭露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的事实，同时开列美国商品数百种，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抵制美货斗争，这些都极大地打击了列强的侵略气焰，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和中国的主权，也大大的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６、在“新学制”中，清政府还大力提倡兴办军事院校，许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领就出于这些学堂，这也为以后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打下了基础。在各种新学堂的创办过程中，革命党人趁机以兴办学堂为名，大力培养自己的实力。1905年9月，革命党人徐锡麟、陶成章等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学校的学生生活完全军事化。1909年秋瑾出任监督，招收各处会党头目入学训练兵操，不少人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的骨干。此外,贵州革命党人创办的寻常小学堂、乙已小学堂和光懿女子小学堂也是策划革命的秘密机关。还有安徽的旅湘公学(后改称安徽公学)、上海的健行公学、四川的永宁中学堂、济南的

　　山左公学等都是由革命党人创办的学校，大量的具有近代军事知识和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军人涌现了出来，而这些军人随着以后国家政治形式的发展也发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说这些学校也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七）、“癸卯学制”的历史局限１、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张之洞本人就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门，经书即中国之宗教也”，因此，“动学校不可废经书，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仪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而“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在癸卯学制中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癸卯学制”仅仅包括女子教育于家庭教育之中，学制宣称“中国男女之辩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①首先一点就是《新学制》带有明显的封建制度残留的色彩。张之洞本人就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门，经书即中国之宗教也”，因此，“动学校不可废经书，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仪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而“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视新学中的激进行为和言论为洪水猛兽。认为在学生新思想中存在着有损于清政府的统治的言论。因此，在癸卯学制中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妄谈民权自由种种”的现象，强调在蒙养院必须明白《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等书中“最切要而极明显者”，

　　其他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以及高等学堂和大学堂授课中均有《讲经》一科，并把能否讲经作为选拔教员和评判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妇女在接受教育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每一个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解放表现在许多方面，而其中受教育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癸卯学制”仅仅包括女子教育于家庭教育之中，学制宣称“中国男女之辩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因此，在新学制下，女子的教育权仍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企图以此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伦理纲常。②半殖民地性：在规定的课程中，加入了一些“西学”课程和实业教育的内容，虽然有适应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一面，但却有相当数量的课程不切中国实际，客观上适应了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需要。２、生搬硬套日本的学制，有许多不合中国当时实际的地方。如：经费问题、师资问题、学制冗长等。“新学制”的出台，很大程度是受到了日本1900年颁布的学制的影响，可以说是日本学制的一个翻版。早在1896年姚锡光就对日本的学制有了切实的考察，并对一些特殊学校的设立做了说明。1901年，清政府又派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学务，在此期间，罗振玉参观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并会见了嘉纳治王郎等日本著名教育家，搜集了有关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各种章程和统计数字，这些资料又转呈给了张之洞，而张又是新学制的主要制定者。但是我们说，这种盲目的模仿也造成了许多落后的和不适应的现象。因此，何启早在他的《新学制篇辩》中就说:“(张之洞的)《学制》篇历叙东西洋之教法、学法，谓宜取以为式，是正方学之当然，可勿置辩，然泰西之各大国，学费每年常一、二万万或二、三万万元，其民籍之数仅中国十之一耳。移其制于中国，则中国每年学费宜在十余万元之数。泰西之费，其中虽薄有官款，然官款无非出之自民。今观中国政令，果能使其民出此重资否?即使出以极廉，省其几倍，亦须数万万元”。A这就提出了在新学制实行中一个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经费问题。此时腐朽的清政府在屡屡割地赔款，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连外债都还不清，何处拿来这么一大笔巨款去支持新学制的实施呢？因此“新学制”最终实施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就如“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更不用说“乡僻愚民，

　　一闻学堂之名，即视之如蛇蝎，然愚民之性质，未有不知惜费者”。B不仅仅是经费不足，在新学制下培养的人才也存在极大的问题，因为许多教员是从科举制中过来的，学校教员不足时，一些学校就聘请这些稍微懂得西方文化知识的人，这些长期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儒生，很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因此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就值得我们质疑了。对日本学制模仿的另一个弊端C就是学制太长，如果一个人七岁入学到通儒院读完，一共需要26年的时间，标准毕业年龄到32岁，更何况有许多人不能那么早入学呢，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之下，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仅仅是上学时间就占去了他几乎人生一半的时间，这样一来，就不能很好的发挥一个人的作用，社会的发展就受到了学制的限制，这也是它的弊端之一。（八）、“癸卯学制”的补充与修正1、设女学1907年，学部颁发《女子小学堂章程》，开放了女子初等教育，但女子初小和高小各比男子少１年，仍然不平等。由于女校必须由女教师任教，于是同时又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校不仅单独设立，而且管理是高度的封闭式，男性只能担任外勤工作人员，年龄须在50岁以上，在校外选址办公，非确有必要不得入校。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施中的问题，癸卯学制颁布后又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影响最大的一点是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奏定学堂章程》对女学的限制不得人心，振兴女学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正视这一事实，1906年2月面谕学部，振兴女学。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开放了女子初等教育，但女子初小和高小各比男子少１年，仍然不平等。由于女校必须由女教师任教，于是同时又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校不仅单独设立，而且管理是高度的封闭式，男性只能担任外勤工作人员，年龄须在50岁以上，在校外选址办公，非确有必要不得入校。虽离全面开放女子学校教育相差甚远，但这是我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合法地位的开始。2、颁布《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视实际情况，完全科可删课程，简易科可缩短年限。

　　3、1909年实行中学文实分科。

　　第二节

　　废除科举制度

　　一、1905年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止。科举制的废除,解除了束缚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一条枷锁,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日益与西方接轨。这也是对几千年来封建制度和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一大冲击,更大范围的扩充了人才的培养,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中华民族在人的现代化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强化的产物，它的基本特征就是通过统一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后备队伍。科举实际上是传统教育的“指挥棒”，当近代中国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时，它与旧的科举制度的矛盾必然激化。一方面，在深刻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统治危机下，专攻儒家经史之学、靠考八股文由科举出身的旧式士大夫官僚毫无应付能力；另一方面，新式学校虽然培养出一批有实学的人才，但旧的科举制度仍是八股文取士，新学人才不能与科举接轨，就没有作官的“正途”出身，必然损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也限制了新式学校的发展，所以，科举制度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然而，科举既是国家选拔官员的主要来源，又是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富贵的基本途径，关系到切身利益之所在，要作变革难度极大。二、1905年奏折：“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校者绝少，又段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大兴之望”。“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科举废除，意味着由封建王朝扶植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体系的彻底崩溃,旧式学校或消亡、或改制。而对新兴的近代教育事业来说，则意味着消除了最大的障碍，各地纷纷开始兴学。小学主要是利用原来的书院、义学和私塾改建。直隶（河北省）早在1901年就下令将所有义学改为小学。京师将原有的八标志着自隋朝起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完全停

　　旗学校全部改为八旗高等小学堂，并相应配备设置初等小学堂，保证了八旗子弟率先普及初等教育。并进行了私塾改良，将私塾分等级改为简易小学、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学部于1909年开始向全国推广。除官方兴学外，私人办学也很踊跃。1898年经元善创办经正女学，是国人办的最早女校之一。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在天津办学，发展成为后来著名的南开学校。张謇是1895年科举状元，他放弃仕途而致力于办实业、兴教育。他于1902年创办的南通师范学堂，是中国最早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到1909年，全国学校总数52000多所，比1903年增加73倍，在校学生总数156.2万人，比1902年增加225倍。六七年内发展到如此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巨大的成就了。

　　第三节

　　改革教育行政体制

　　癸卯学制颁布后，涉及全国范围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规模大，层次多，操作复杂，加上科举的废除导致“指挥棒”效能的消失，因此迫切需要设立相应的政府机构来管理这一庞大的学校体系，清末教育行政体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1905年在中央建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行政机构。1906年在各省建立提学使司，在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专管各地方教育事务。从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一、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清政府在1901年酝酿制订新学制时，就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运作，但无机构。学制颁布时，又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建议，更名为总理学务大臣“以统全国学务”，下设专门、普通、实业、审订、游学、会计六处，只能算是临时设立的简单机构。为保证学制颁布后兴学政策的落实，1904年《学务纲要》规定专设总理学务大臣。1905年12月，清廷批准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内分为五司，即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设视学官专任巡视京外学务。学部的正式官员编制为40人。学部的直属单位还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会议所。原国子监归并学部，教官一并裁撤，监生另行安排，只保留监丞一员负责孔庙管理及祭祀的有关职能。1909年又颁布了《视学官章程》，规定不再设专门的视

　　学官，而以部中人员和直辖学堂管理人员充任，并将全国划为十二个视学区，每区二至三省，每三年为一视学周期。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学制颁布时，张之洞等人建议设立学务大臣的同时也建议各省建立学务处，但只有直隶和湖北响应。科举废除后，原各省学政的主要职能不复存在。1906年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置议长一人、议绅四人，协助提学使参赞学务，并接受督抚咨询。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各课设正副课长各一人，课员一至三人。整个提学使司的编制不过二三十人。1906年5月，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采取划分学区的方式，以城关为中区，次第扩展到四方乡镇村坊，约三四千家划为一区。视学兼任学区总董，每区设劝学员一人，由地方官委派品行端正、留心学务者担任。各村推举学董，负责就地筹集款项，按学部规定的程式办学。至此，从中央到基层的教育行政体制遂告建立。

　　国子监位于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原名成贤街），是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建于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辟雍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是北京“六大宫殿”之一。辟雍古制曰“天子之学”。国子监辟雍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学堂”，是皇帝临雍讲学的场所。其建筑风格独特，为重檐黄琉璃瓦攒尖顶的方型殿宇。外圆内方，环以园池碧水，四座石桥能达辟雍四门。构成“辟雍泮水”之制，以喻天地方圆，传流教化之意。殿内为窿彩绘天花顶，设置龙椅、龙屏等皇家器具，以供皇帝“临雍”讲学之用。

　　一、《奏定学堂章程》“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是中国近代最早规定的教育宗旨。二、1906年学部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的教育宗旨。五条之核心为“忠君”。“尚公”、“尚实”、“尚武”1、针对中国之弊端：“私、弱、虚”2、尚公：爱国如家、视人如己3、尚实：学以致用，培养可农可工可商之才，下益民生、上裨国计。4、尚武：养成守纪律、养威重、刚健耐苦的体格。5、与《奏定学堂章程》立学宗旨一样，典型的中体西用。在我国，1902年以前，并没有确定的全国统一的教育目的。梁启超在1902年所发表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首先提出了制定和贯彻全国一体的教育宗旨的必要性。在改革封建教育，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潮流的推动下，清朝政府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制定和颁布教育目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由国家制定的教育目的当始于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者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一教育目的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由国家确定和实施的教育目的。它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中体西用”的方针，中学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西学以西方近代科学的知识和艺能为主，以造就国家所需要的各适实用的通才为目的。1906年3月，学部针对民权思想的流行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拟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经奏请朝廷认定，宣示天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宣布的教育宗旨。宗旨的前两条为“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条则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铖砭以图振起者”，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

　　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至于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善的需求，这个教育宗旨根本就没有顾及到，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基本特点所在。同年颁布的“上谕”也明白规定：“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培养通才，首重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这些教育目的，充分体现了清末统治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清末政治经济对教育的要求。

　　本章小结

　　20世纪的最初十年，也是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十年，是中国教育由绵延数千年的古代传统教育被近代教育所取代的时期。尽管这个时期过于姗姗来迟，而且仍然保留了封建教育的许多阵地，但是毕竟建立起近代学制和教育行政体制，新的课程、教学和管理制度，从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不过，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不可能使教育全面走向近代化，这一过程要到后来的民国时期才最终完成。

篇十四：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P>　　变科举兴学校甲午战争后不久梁启超即提出了变科举兴学校的系统主张并设计了上策中策和下策三种方案以供采择其中上策是将科举合并于学校这实际上是一套废科举兴学校的方案除保留科举的各级科名外科举实体已不复存在

　　第11章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一、维新教育的渐次推进1.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早期改良派是19世纪7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思想群体。他们都把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培养新型人才作为实现整体改革方案的基础，他们在文化教育上的主张大致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1）全面学习西学早期改良派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推进了一步，认为西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要求扩大向西方学习的规模和领域，深化学习的层次。在一定程度上，早期改良派是用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来考虑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教法度应该择善而从，不应该有古今、中外、华夷的区分，完全突破了民族文化本位观念。（2）改革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受到了早期改良派的批判，但并未遭到彻底否定。早期改良派仍主张保留科举制度的形态，甚至在他们设计近代学制时还考虑到与科举制度接轨。（3）建立近代学制在早期改良派中，较早勾画出中国近代学制轮廓的是郑观应。他提出仿照西方学制设立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制系统，大、中、小学均采取班级授课的形式，规定学习年限各为三年，以考试的结果为升学的标准。鉴于当时的现实，他提出了“变通”的方法，即将科举制的进士、举人、秀才的三级科名与大、中、小三级学校相配合，并将各省、府、县的书院改为学堂。他是国内最早倡导改书院为学堂的人。郑观应设想的这个三级学制系统，实际上是以中等教育作为正规学制的起点的，学制中的“小学”已略相当于中等教育的起始程度。而“各乡亦分设家塾、公塾”，初等教育主要在家塾、公塾中进行，未纳入正式学制系统，不规定学习年限，学生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小学”。从入“小学”就开始实行分科教育，分文、武科两大类，文科类有六科：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武科类只有陆军和海军两科。这种学制设想虽然还显得粗糙，且明显有和科举挂钩的痕迹，包括三年学制年限也和科举三年一试相通。但它反映了早期改良派要求系统地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思想，也远远超出了洋务派教育实践的水平，克服了洋务学堂孤立、分散和应急性的特点。（4）倡导女子教育在近代西方男女平权观念的影响下，早期改良派最早关注起女性的社会地位。到甲午战争前夕，他们普遍发出了重视女子教育的呼声。正是有早期改良派的教育思想启蒙，才会导致甲午战争后维新教育思潮的一触即发，并迅速转化为维新教育运动。2.维新教育实践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所谓维新，就是在保留满清皇权的前提下，用和平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维新派普遍认为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是实现变法维新的基础，因此，维新教育实践活动便成为维新运动的基本内容。（1）兴办学堂维新性质的学堂包括以下两类：第一类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培养维新骨干、传播维新思想而设立的学堂，著名的有万木草堂（1890）、湖南时务学堂（1897）。第二类学堂是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某个或某些方面对洋务办学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著名的有北洋西学堂（1895）与南洋公学（1896）、经正女学（1898）。

　　其他具有维新性质的学堂如严复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1897）、徐树兰捐资创办的绍兴中西学堂（1897）、谭嗣同发起创办的浏阳算学馆（1897）等也都较为著名。

　　（2）兴办学会与发行报刊维新派还通过创办各种学会和发行报刊来宣传维新思想。著名的有1895年8月康有为与陈炽在北京发起并筹资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更名为《中外纪闻》）、在上海创办的《强学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等等。总之，维新派以学会为阵地，以报刊为传媒，讲西学，论国事，宣传变法主张，抨击封建势力，进行维新思想的启蒙，与维新学堂相互补充，起到了扩大教育面，开民智、新民德的作用。使不少人逐渐认识到维新变法的意义，参加和支持变法，扩大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社会基础。3.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国家面临瓜分危局。康有为等维新派人物大声疾呼，力陈变法图存。1898年6月11日，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维新变法，这次变法仅持续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使甲午战争以来维新人士的变法要求一变而为朝廷的施政措施，维新运动被推向高潮。其中教育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内容有：（1）设立京师大学堂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首次向朝廷正式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后，康有为、王鹏运等也多次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也准其建立，但因奕和大学士刚毅等人的反对而搁置。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即特别提出开办京师大学堂，在此严令下，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于7月3日上报，光绪帝当即批准，并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后经孙家鼐提议，分设中、西学总教习，聘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戊戌政变”中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继续由孙家鼐筹办，于当年11月正式开学。戊戌政变后，慈禧下令恢复八股取士，大学堂又被学生当成了科举准备的场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并被纳入清末学制系统，规模也逐步扩大。（2）废除八股考试、改革科举制度1898年6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八股废除后，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学问，促进了西学的传播。7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催立经济特科，以选拔维新人才，加强了科举和现实的联系。百日维新失败后，八股考试制度虽然又被恢复，但由于人们已经开始向往新式教育，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减少。（3）实力讲求西学，普遍建立新式学堂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令各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堂。百日维新期间，还计划设立铁路、农务、茶务、蚕桑等实业学堂，广派人员出国游学游历，设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奖励开设报馆，开放言论，书籍、报纸免税等。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虽以失败告终，但对于促进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二、维新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维新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和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一脉相承，但由于国家危机严重，他们的要求更强烈，表达更明确，理论也更系统。1.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人称南海先生。他是戊戌变法运

　　动的领导者，是我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但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却并未跟上时代步伐，逐步堕落为保皇派。

　　（1）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主张康有为对教育改革的迫切愿望源于对教育作用的认识。维新运动中，他无论上书还是呈折，都常将兴学育才作为维新救国的基本保障加以强调。他提出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有：①废八股考试，改试策论，等学校普遍开设后，再废科举。②大力创办学校，改变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科学技术，培养新型人才。为了更快更有效地学习西学，他还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建议。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上述建议直接影响了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2）《大同书》中的教育理想《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在书中，康有为创造性地描绘了一幅“大同”社会的蓝图，体现大同世界人人平等，教育普及，施教合理，使人健康发展的远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主张废除私有制和等级制，论述了理想的学制体系，包括人本院、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倡导“公养”、“公教”，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享受教育，皆为公费；重视学龄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指出对儿童应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等，在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传统封建教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康有为《大同书》中教育理想的观念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综合体，带有明显的未来乌托邦色彩。2.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康有为的弟子，深受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在“百日维新”期间，力助康有为倡行新法新政。其教育代表作有《变法通议》、《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等。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论教育作用和宗旨梁启超认为国势强弱随人民的教育程度而转移，但其思想的突出之点是在维新变法期间，即明确地将“开民智”与“兴民权”联系起来，为“兴民权”而“开民智”。他认为“权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这在一定程度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基于“开民智”的思想，梁启超提出教育的宗旨应该是培养“新民”。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可以看出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2）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主张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教育改革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变科举、兴学校甲午战争后不久，梁启超即提出了变科举、兴学校的系统主张，并设计了上策、中策和下策三种方案以供采择，其中上策是将科举合并于学校，这实际上是一套废科举兴学校的方案，除保留科举的各级科名外，科举实体已不复存在。②师范学校，群学之基1896年梁启超于《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专文论述师范教育问题。他主张参照日本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设置师范学堂，在办理大学堂之前，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同时设立小学和师范学堂，师范学堂的学生同时兼任小学堂的教习，

　　以后逐步提高师范生的程度，以至于可以担任中学堂和大学堂的教习。师范学堂的课程应包括“六经”大义、历朝掌故、文字源流、列国情状、格致专门、诸国文字等基础学科。另外，他认为有关“诲人之术”和“为教之道”的微言妙义，已略具于中国古代的《学记》，应加以发掘利用。梁启超倡导师范教育，不仅是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对教师进行专门培养，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广设师范学校，统一课程设置，培养一批在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上都符合维新要求的新教师，推动维新教育活动的全面开展。

　　③倡导女子教育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系统论述了女子教育问题，从女子自养自立、成才成德、教育子女、实施文明胎教等方面揭示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接受教育是女子的天赋权利，也是男女平等的保障，他提出女子有耐心、喜静、心细等特点，与男子相比，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中国应充分开发和利用女性这一巨大的人才资源。④改革儿童教育梁启超对中、西教学方法进行了比较，撰成《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倡导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改革。他指出西人强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而在中国则与之反；西人重视理解，而在中国注重识记；西人注意直观教学，实物教学，而在中国只注重言语文字。他建议中国应从编写儿童教学用书入手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同时反对体罚，强调减少课时，充分开展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如参观、游戏、体育、音乐等。（3）介绍西方学理，指点教育新政①论学校教育制度梁启超主张以新的学校体系代替科举制度，提出中国学制模仿日本的学校制度，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把教育划分为四个阶段：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6～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21岁为“少年期”，受中等教育或相应的师范教育、实业教育；22～25岁为“成年期”，受大学教育，大学教育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确定学制的不同阶段和年限是近代西方教育心理研究的成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介绍和倡导这一理论的人。②论教育经费梁启超还通过对日、德、英、法等国教育经费制度的介绍分析，归结出这些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筹措原则，建议清政府采取如下办法，筹措经费，推行普及教育：第一，小学教育经费由公产所入支办。第二，学校所在的各级区域，如市、乡镇直至下属的更小区域，都应设立教育会议所，由本区域居民选举出若干人作为教育议员，考查该区的办学实绩，负责教育财政、庶务等，地方行政长官不得干预。第三，学校税为法定税收项目，如有违抗不肯交纳者，则由当地教育会议所禀官，依法究取。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前期提出的许多教育改革建议多汲取了西方教育的新知学理，措施具体而观点新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许多方面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3.严复的教育思想严复，字又陵，又字畿道，福建侯官人，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把进化论的思想传播到中国，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其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原强》、《救亡决论》、《西学通门径功用说》，《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等。主要教育思想如下：（1）培养德、智、体兼备的真国民严复是中国近代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并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优胜劣汰的国际竞争形势对这一教育目标模式进行了论证。严复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民力强弱、民智高下和民德的好坏，要以新的德、智、体三育武装国民，

　　取代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时代的教育。严复在《原强》中首次阐发了他的“三育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所谓

　　“鼓民力”就是提倡体育；“开民智”就是要全面开发人民的智慧，其核心是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和训诂辞章之学，讲求西学；“新民德”主要是从改变传统德育内容，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取代封建伦理道德，培养人民忠爱国家的观念意识。

　　（2）指摘八股考试，比较中西学风在严复的德、智、体三育体系中，智育处于基础地位。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愚、贫、弱三方面的问题中，“愚”是最基本的问题。“开民智”直接可以治愚，间接可以“鼓民力”和“新民德”，因此是救亡图存的突破口和当务之急。而在八股考试主导下的封建教育不仅不能启迪人的智慧，反而“适足以破坏人才”。在《救亡决论》中，严复详细分析了八股式教育的三大弊端：其一是“锢智慧”，其二是“坏心术”，其三是“滋游手”。据此，他大力倡导废除八股而学西学。严复还通过中西学风对比，对中国传统学风进行反省和批判：首先，西学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因循古人的见解，不盲从别人的结论，而中学注重知识的积累，崇尚述而不作。其次，西学贵于采用观察、试验、实测、归纳等实证的方法独创新知或对前人的既成之论进行验证和质疑，而中学沉湎于对古训的考释求证，演绎发微。传统学风和近代科学精神的格格不入，不利于西学的广泛传播。严复希望通过思维方式的训练来改变这一学风，他翻译《穆勒名学》和耶芳苏的《名学浅说》正是出于这一想法。（3）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在确立中国未来文化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上，严复强调“体用一致”。甲午战争后，他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明确肯定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倡导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要一体学习。他的“体用一致”思想虽然表现为“全盘西化”和西学自成体用的倾向，但在当时多数人都故步自封的情况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严复是维新巨子中绝无仅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他的论述都能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从历史演变的规律和学理上进行阐述。因此其“德智体三育论”和“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等都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并初具理论形态。三、清末新政下的教育改革1.清末学制的建立清末颁布学制始于《钦定学堂章程》而成于《奏定学堂章程》。（1）“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①壬寅学制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了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统称《钦定学堂章程》。因该年为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学制系统，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衔接关系。“壬寅学制”公布后未及实行，很快被“癸卯学制”所取代。②癸卯学制1904年1月，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重新拟订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统称《奏定学堂章程》。因公布时在阴历癸卯年，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详备。癸卯学制主系列划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共三级13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仅设中学堂一级，5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共三级11～12年。横的方面除直系各学堂外，另有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2）清末学制的半资本主义半封建性清末学制的制订是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承前启后之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清末学制直接参考了日本学制，间接吸纳了欧美的学制，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诸多特点：学制整体结构仿照西方流行的三级学制系统模式；规划了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的目标，反映了对教育普及性的要求；在教育目标上确立了德、智、体三方面素质协调发展的“三育”模式；设置了众多的实业学堂，以适应和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师范教育，加强了教师的职业训练；将分年课程规划、班级授课制作为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等等。学制又表现出一些局限性：延续时间过长，总计30年之久；在课程设置上，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学校管理上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仍没有女子教育的位置。由上不难看出，清末学制包含了资本主义和封建性因素，是传统性和近代性的综合产物。（3）清末学制的补充与修正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施中的问题，癸卯学制颁布后又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影响较大的有：①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是我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合法地位的开始。②针对民间关于初等小学堂难于按章程规定普及的议论，1909年颁布了《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可以根据师资和入学对象的情况，原《章程》中初等小学完全科的部分课程可以删减，初等小学简易科的年限可缩至4年或3年，课程更为简缩。这些补充和修正措施有助于扩大教育的对象和范围，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发展。③1909年对中学制度进行调整，实行文、实分科，课程各有侧重。2.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度从改革到废除共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改革科举内容；第二步是递减科举中额；第三步是完全废止科举。1905年8月，清廷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乡试、会试一律停考，各省岁科考试也随即停，至此，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告废止。科举废除，意味着由封建王朝扶植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体系的彻底崩溃，旧式学校或消亡、或改制，而对新兴的近代教育事业来说，则意味着消除了最大的障碍，各地纷纷开始兴学，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兴办新学的热潮。3.改革教育行政体制，厘订教育宗旨（1）改革教育行政体制1905年底，清政府效仿日本文部之成规，正式建立学部，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司下设科，另设司务厅负责内勤。学部的直属单位还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会议所。1906年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1906年，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自此，从中央到基层的教育行政体制遂告建立。（2）制定教育宗旨1906年3月，根据学部的建议，清帝下谕，正式确定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体现了“中体西用”精神。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宗旨的前两项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项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至于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

　　善的需求，这个教育宗旨根本就没有顾及，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基本特点所在。4.留学教育的勃兴在清末新政的激励下，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首先是在1906年前后

　　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其次是在1908年美国实行“退款兴学”政策后留美潮流逐渐兴起。

　　（1）留日高潮的兴起由于甲午战争的刺激，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寻求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对日本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也必须仿效。并以日本路近费省，中日文字接近易于通晓，西书已由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日本的风俗习惯近似于中国等原由，认为应将日本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这样到1901年1月清廷议行新政前，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应不下200人。1901年议行新政后，清政府多次倡导留学，1903年清政府公布《约束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明确了对留学毕业生给予相应的科名奖励办法，留日学生逐年增多。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后，士人为寻求新的出路，纷纷涌向日本，形成留日高峰。清末留日归国学生虽然在输入近代西方科技方面整体层次不高，但他们充实了新式学堂的师资，壮大了实业技术人才的队伍，翻译了大量日文西学书籍，较广泛地传播了资本主义思想观念。特别是以留日学生为骨干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群体，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2）“退款兴学”与留学潮流的转向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付各国战争赔款共计白银4.5亿两，从1902年到1940年分39年还清，本息总计达9亿多两，因事出中国庚子年，史称“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给中国，并和中国政府达成默契，以所退庚款发展留美教育。美国的这一举动后来被部分相关国家仿效，这就是所谓的“庚款兴学”或称“退款兴学”。为了实施庚款留美计划，中国政府专门拟定了《遣派留美学生办法大纲》，规定在华盛顿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作为管理中国留美学生的机构，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留美学生的考选派遣事宜，并从1909年起实施。游美学务处在直接选派留美生的同时，又着手筹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民国成立后改称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学生经过8年的高强度学习，到美国后一般可进入大学三年级学习，大部分人都能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回国。清华学堂对提高中国留美学生的层次和系统引入西学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退款兴学”，美国确实达到了“把中国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的目的，1909年之后，留美人数逐年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流向结构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许多人对清政府由失望而变为反对，反清情绪日增，革命声势日涨，革命逐步代替改良而成为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教育活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批判封建教育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挑战封建皇权的姿态，对封建文化教育进行无情鞭挞和批判，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教育是剥夺人权的奴隶教育，清朝统治者所开设的学堂都是奴隶学堂，所用的教科书都是奴隶教科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各色各样的奴隶。尽管从文化发展和教育变革的长远观点看，这些批判还有潜在的偏颇性，但对引导人们认清封建教育的本质，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将近代思想启蒙的进程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2.革命与改良政治论争中的教育定位戊戌政变后不久，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即因政治路线的不同而发生争论。双方各以

　　《民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争中涉及到教育问题，对教育的不同定位是两派争执的焦点之一。

　　（1）改良派的观点改良派以中国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愚昧无知，缺乏治理国家的基本能力为理由，极力反对革命，推行共和。主张当务之急是发展教育，开通民智，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和素质水平。至于国家政体则由开明专制而君主立宪，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最终实现民主共和。他们认为在人民素质没有普遍提高之前，就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强行建立共和制，将有导致国家民族灭亡的危险。（2）革命派的观点革命派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但认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先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专制腐败的清政府，建立起民主共和国，才能谈得上发展教育和其他事业。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革命派认为应分清轻重缓急，先革命后教育。在革命未获成功之前，教育要为革命服务，与革命并行，进行革命的教育。在这场论辩中，改良派的认识有其合理因素。这种合理因素被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所证实。但是改良派以民智未开而否定革命，以教育救国而否定革命救国，这不光是对封建专制政治势力的妥协和对“新政”政治改革的幻想，也有悖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原理。皇权的存在即意味着对文化教育中民主要求的束缚，这对中国民主文化的发展将留下更长远的隐患。3.开展革命教育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展的革命教育活动形式多样，如创办报刊杂志，印发革命书报，面向整个社会宣传革命思想；通过新政兴学热潮中日益壮大、但不同于传统士人的近代师生群体将革命思想传播到各类官私学堂。同时，还亲自创办学校和成立学会，其中著名的有以下几所：（1）中国教育会、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1902年4月，蔡元培与上海教育界人士叶瀚、蒋观云、林少泉等人集议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中国教育会表面上是办理教育，编订教科书，推行函授教育，刊行丛报等，而实际上是在宣传革命思想，它对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是中国教育会创办的著名革命学校。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都是革命性质的学校，特别是爱国学社因罢学风潮而产生，它的成立开我国近代学生罢学并另行设校的先河。（2）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9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等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校，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该校设有体育专修科，6个月毕业，以培训小学体育教师为名，招收各地会党首领入学堂练习兵操，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并使女生都习军事操练，编为女国民军。徐锡麟赴安庆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后，校务由秋瑾主持。秋瑾与徐锡麟互通声气，策动浙、皖两地的革命活动，密约举义时遥为响应。1907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举事失败后被杀，浙江的革命活动也被清政府侦悉，导致“血战大通学堂”事件，许多革命青年壮烈牺牲，秋瑾被捕后遇害于绍兴轩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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