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据汉书艺文志的两汉文化9篇跟据汉书艺文志的两汉文化 都兴起在王道衰微诸侯主持政治的时候当世君主好恶相当悬殊因这九个学派群起并立各自坚持自己的学说崇尚他们好的一面以用来游说各国君主希望取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跟据汉书艺文志的两汉文化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跟据汉书艺文志的两汉文化
都兴起在王道衰微诸侯主持政治的时候当世君主好恶相当悬殊因这九个学派群起并立各自坚持自己的学说崇尚他们好的一面以用来游说各国君主希望取得诸侯王支持
儒家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道家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阴阳家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名家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墨家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纵横家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杂家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农家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小说家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诸子小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儒家学派，其源头来自掌管教化的司徒，其宗旨是辅助君主顺应阴阳提倡教化。它研习六经，专心于仁义之间，遵循尧舜之道，效法文武，以孔子为宗师，来显示他们言辞的分量，其道最为高深。孔子说：“如果要对人有所赞誉，就要对他有所考察。”唐、虞的鼎盛，殷周的兴旺，已经证明行之有效。但不甚明智者已经不知其精妙细微之处，而偏邪的人又随着时代进退，违背偏离道的根本，只是用来博取众人的尊敬．后来的人以他们为榜样，因此《五经》互相矛盾，儒家学说渐渐衰微，这就是见闻寡陋的儒生的弊端。
道家学派，应当是由史官演化而来，道家著作记载历代成败存亡祸福之道，但能秉要执本，清净虚无以保持自我节操，谦卑柔弱以保护自我，这是君王统治之术。与尧的自我约束谦让，《易》的含恨隐忍相合，能一谦而得到天益、地益、神益、人益，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放荡的人来修道，就想全部抛弃礼仪，并放弃仁义，说只要清净虚无就可以太平。阴阳家学派，出于天文历法之官，他们敬顺上天，观测推算曰月星辰的运行，谨慎地告诉给人民以农作的时间，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拘泥的人来实行，就会受到禁忌的牵掣，拘泥于小的技能，放弃人事而从事于迷信鬼神之事。法家学派，起源于法官，主张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以刑法辅佐礼制。《易》上说“前代君王以严明的刑罚来整顿法制”，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刻薄的人来施行，就不要教化，放弃仁爱，只施行刑法而想达到太平，以至于残害至亲，恩将仇报。墨家学说，起源于看守宗庙之官。这种人住在以柞木作椽子的茅草屋，因而崇尚俭朴；赡养三老五更，因此他们博爱；挑选士于举行大射礼，因此他们尊重贤能的人；祭祀祖宗，尊敬父辈，因此他们迷信鬼神；顺应四季而行，因此他们不信命运；以孝来昭示天下，因此他们对他人则求其同。这是他们的长处。可是愚者对此，就会因节俭的利益来反对礼节，推行博爱，但不知道分别亲疏。纵横家学派，当出自接待贵客之官。孔子说：“背诵了《诗》三百首，出使四方，不能随机应对，即使背诵的《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又说：“使者啊，使者!”是说使者应当权衡事情，见机行事，接受使命但不接受言辞，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邪恶的人来加以从事，就会重在弄虚作假而抛弃诚信。杂家学派，当出于议事之官。兼有儒家、墨家，融合了名、法，懂得国家体制有这些家和派，预见治国没有不贯通，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放纵的人来参与，就会漫无边际而无所依托。农家学派，当起源于主管农业之官。播种百谷，致力耕作和蚕桑，以求丰富衣和食，所以八政中一是食，二是货。孔子说“所重视的是百姓的食物”，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鄙陋的人来主办此事，认为不用事奉圣王，想让君臣一同耕作，打乱了上下等级的秩序。小说家学派，应当出于收集民间传说的小官。是由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人所制造的。孔子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观的地方，向深远处发展，恐怕就会拘泥，因此君子不干。”但也没有消灭。民间有小智慧的人来进行传播，也使它连续不被遗忘。如果有时有一句话可采用，这也是草野狂夫的议论。诸子之作一共有一百八十九种，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减去了蹴鞠一家，共二十五篇。诸子十家，其中可观的只有九家罢了。都兴起在王道衰微，诸侯主持政治的时候，当世君主，好恶相当悬殊，因这九个学派群起并立，各自坚持自己的学说，崇尚他们好的一面，以用来游说各国君主，希望取得诸侯王支持。这些学说虽然有差别，就像水火一样，相减也能相生。仁与义，敬与和，相反也都能相互补充促进。
《易》上说：“天下归宿相同而道路各异，思想一致但思考不同。”现在不同学派各自推崇自己的长处，深究事物的始末，以懂得它的要旨，即使有弊端，综合他们的要领，也是《六经》的支和流的关系。假使这个人遇到明王圣主，得到他的公正对待，就都能成为辅佐君王的大臣之才。仲尼曾说：“礼制失去了就向民间寻求。”现在距离圣王久远，道德缺乏，没有地方再去寻求，这九家，不就比民间学说有所超越吗?如果能学习六艺学术，再钻研这九家的言论，扬长避短，就可以通晓各方的谋略了。
篇二：跟据汉书艺文志的两汉文化
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则为古人有韵之文源于古代之文言故列于六艺九流之外亦足证古人有韵之文另为一体以前分诗文二类是形式上韵散的分别到刘歆班固分出诗赋略一类与六艺诸子略并列那就对于文学的性质已经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了
汉书艺文志的文学思想解析
《汉志·艺文志》是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删节其要而成，而《七略》又是在《别录》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别录》是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开始的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整理群书的产物。这次整理群书，集中了当时有代表性的一大批学者。《别录》《七略》是这次校书的理论总结，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它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看法。所以《汉志·艺文志》的文学思想，实际是西汉后期代表性的文学思想。《汉志·艺文志》体现的文学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诗赋不同于经学，也与学术文章有别。从内容上讲，它是贤人失志、离谗忧国的情志抒发；从体制上说，则以有韵为其特点。《汉书·艺文志》把图书分为六大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每略又分若干小类。“六艺”本来是先秦贵族教育的六门课，孔子讲的“六艺”既是六门课，也是六种书。《六艺略》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基础理论。《诸子略》从学术源渊和思想体系上来分，是对《庄子·天下篇》以来前人研究诸子百家的总结。《诗赋略》以文体来分类。《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则是以内容和作用来分类的。阮孝绪《七录序》云：“《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章学诚亦本是说，他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中说：“诗赋本《诗经》支系。”现代学者多从其说。如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就说：“以《七略》中史部附《春秋》之例推之，则诗赋本当附入六艺诗家，故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其所以自为一略者，以其篇卷过多，嫌于末大于本，故不得已而析出。”但“六艺略”中的诗类，都是有关齐、鲁、韩、毛四家诗的；四家说《诗》，主要立足点是“王者之教化”，“把《三百篇》作了政治课本”（闻一多《匡斋尺牍》之六）。如果把“诗赋略”并入“诗类”，不仅篇数多寡悬殊，有喧宾夺主之感，更严重的是内容扞格难入。所以，“诗赋略”独立一项，这是基于对“诗赋”独立特点认识，它实际上反映了西汉人的文学观念：文学既独立于经学，也与其它学术性应用性的文章有别。“六艺”典籍的来源是官书旧典和贵族教育，这些书作者无定，一般只能有整理者。“诸子”则是私家著作。“六艺”谈一般原理，“诸子”谈一家之言，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战国后期，荀子、屈原等离谗忧国，吐为哀怨之词。“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汉书·艺文志》总序），与六艺诸子的区别更为明显，文学类创作与学术类著作遂判然二别。这种分别的是从性质上着眼的，不是从形式上入手的。清人刘天惠《海学堂初集》卷七《文笔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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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尚辞赋，所称能文，必工于赋颂者也。《艺文志》先六经，次诸子，次诗赋，次兵书，次数术，次方技。六经谓之六艺，兵书、数术、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诸子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支与流裔。”据此，则西京以经与子为艺，诗赋为文矣。刘师培《论文杂记》也对此有说明：“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若诗赋诸体，则为古人有韵之文，源于古代之文言，故列于六艺九流之外，亦足证古人有韵之文，另为一体，不与他体相杂矣。”郭绍虞指出：“以前分诗文二类，是形式上韵散的分别，到刘歆、班固分出《诗赋略》一类，与《六艺略》《诸子略》并列，那就对于文学的性质，已经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了。”[1]郭先生还举了《汉书》中以文章之义称“文”，以博学之义称“学”的例证。还要说明的是，西汉时“赋”所包含的作品种类，要比后世的赋包含的种类多。像《汉书·韦贤传》所录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等，在《汉志》中应当归于哪一类？这些诗在体制上同《诗经》完全一样，但却不是说《诗》的，自然不能归入“六艺略”的“诗”类；而一般人可能首先想到“歌诗”类，但这些诗显然是不入乐的，归入“歌诗”类，不合体例。我认为，刘班是把它们归入赋类的，因为它们虽然不能歌，但可以诵。《汉志》是将“诵诗”隶于赋类的。再比如，汉代有数量相当多的“颂”，著名者有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有班固的《窦将军北征颂》，马融的《广成颂》、《东巡颂》、《南巡颂》等，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典型的赋体。而东方朔的《旱颂》、王褒的《碧鸡颂》则是调侃性质的俗赋。其他像赞（如司马相如的《荆轲赞》、刘向的《列女传赞》）、铭（如东方朔的《宝瓮铭》、刘向的《熏炉铭》、崔骃的《扇铭》、班固的《封燕然山铭》及众多的镜铭）、箴（如扬雄的《十二州箴》《上林苑令箴》《酒箴》、崔瑗《东观箴》《灌堤谒者箴》、崔琦《外戚箴》）等，都是归入赋类的。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辨诗》曰：“其他有韵之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第二，诗赋分类是由于传播方式的不同。《诗赋略》分五家，第一家为屈原赋，下隶赋家20人，赋361篇；第二家为陆贾赋，下隶赋家21人，赋274篇；第三类荀卿赋，下隶赋家25人，赋136篇；第四类杂赋12家，赋233篇。第五家为歌诗类，下隶28家，诗34篇。前三家按时间先后分列赋家姓名和作品数目，杂赋类以作品题材及体制为序，无作者姓名。歌诗类作品也以无作者姓名者居多。这个分类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前四家为“赋类”，后一家是“歌诗类”，这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才是将赋分为四家。但是第一层和第二层又有交叉现象：前三家是文人创作，是口诵文学的书面化，“杂赋”和“歌诗”更具有口诵文学的性质，“杂赋”最后的“成相杂辞”“隐书”更为接近“歌诗”；文人赋——杂赋——歌诗，这是一个“诵唱”因素渐次强化的过程。《诗赋略叙》说：“传曰：‘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是对赋的特点的说明，也是《汉志》判断赋的标准。“传曰”云云，只不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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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所本且本于儒学而已。“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是对诗的特点的说明。很清楚，刘、班所谓诗赋，主要就其传播方式来把握：赋“诵”而诗“歌”。正如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说：“不歌而诵，故谓之赋；叶于箫管，故谓之诗。”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语言是有别于日常语言的音乐化的“乐语”。文学是在同音乐相分离的过程中独立出来的，诗赋便是这种独立的标志。“乐语”最基本的方式是歌唱和讲诵。歌唱对于语言简明性的要求，讲诵对于语言华丽性的要求，使传播方式的区别转化为表达方式和文体的区别，于是就有了诗和赋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第三，抒发感情与描绘客观事物是诗赋的主要职责。按照《汉志》的体例，六略前有总叙，所别每类之后又有小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叙例来了解刘、班分类的标准及其思想。但《诗赋略》仅有总叙而无小叙。这给我们探求刘、班的文学思想造成了很大困难。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云：“《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又各别为数种，每种始叙列为诸家，犹如《太玄》之经，方州部家，大纲细目，互相维系，法至善也。每略又各有总叙，论辨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邪？抑流传之脱简邪？”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则认为《诗赋略》本无叙例，他说：“诗赋各分以体，无大义例，故《录》《略》不为小序，而班氏因之，不尽由于疏漏也。”不管由于佚失还是本来就没有写成，而《诗赋略》的分类依据却成了许多学人讨论的课题。章学诚认为《汉志》所列诸赋，各有宗旨，前三类为一个标准，可比拟诸子。杂赋为一标准，为总集之类（此本胡应麟说）。姚振宗基本同意章学诚之说，他说：“《诗赋略》旧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赋，盖以体分。四曰杂赋，五曰歌诗，其中颇有类乎总集，亦有似乎别集。”刘师培从文学表达方式上分析三类赋的特点，认为前三类分别是写怀之赋、骋辞之赋、阐理之赋。章炳麟的说法与刘氏相近，认为屈原赋言情，孙卿赋效物，陆贾赋是纵横之变[2]。章学诚认为所列赋家，各有宗旨，却未能进一步深究其宗旨所在，而且下文以“不可考”概括之，则说明其宗旨也难以深究。刘师培和章太炎从表述方式上分，抓住了文学不同于诸子的特点。过去探讨古代文学思想，从古代的文学理论方面探讨的多，而从古代的文学作品挖掘的较少。刘师培和章太炎能从汉赋本身的特点分析刘、班诗赋分类的理论，因而很有启发意义。诗赋的抒情性，从屈原《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以来，文人多有论及。司马迁在刘安《离骚传》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屈原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有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就是抒发忧愁。汉代诸多楚辞体赋作，都是以屈原口吻抒发忧愁幽思。王褒《洞箫赋》写道：“愤伊郁而酷□，愍眸子之丧精；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刘向《九叹》也写道：“遭纷逢凶，蹇离尤兮。垂文扬采，遗将来兮。„„外彷徨而游览兮，内恻隐而含哀。聊须臾以时忘兮，心渐渐其烦错。原假簧以舒忧兮，志纡郁其难释。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殫於《九章》。”论者或以为是模仿屈原的口气的无病呻吟。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这些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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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世遭遇，就会觉得大多数作品未必如此。刘歆在《七略》里明确总结：“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至于赋的描写特征，从司马相如“赋迹”、“赋心”的理论，直到班固的《两都赋序》都有很好的说明，这是当时学人的共识。第四，关心国是、干预政治是对赋进行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从表现手法上分析《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思想，自然有其道理。但如果用此标准具体分析各类赋作，就会发现很多扞格难通处。因为即使同一作家的作品，也可以有不同的体裁和表达方式。如扬雄之《反离骚》、《广骚》、《畔牢骚》三篇，今皆在本传，乃抒情者，而《汉志》归入“骋辞赋”类；屈原有《橘颂》、王褒有《洞箫赋》，皆效物者也，而《汉志》归入“言情类”。冯商有《镫赋》，亦“效物者”，而归入“骋辞类”；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本抒情者也，而《汉志》归入“骋辞类”。枚皋实滑稽之雄，其赋嫚戏不可读，而归入骋辞之陆贾赋，也不恰当。《诗赋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体分类，而是以人为纲的分类。由于每一个作家的创作往往使用多种文体和多种表现手法，所以以人为纲的分类本身就存在文体上和表现手法上的相互交错现象。那么，《诗赋略》赋分四家，应当还体现刘、班另外的文学思想。汉人对赋的价值的评说，集中在“讽谏”这一点上。司马迁以“风谏”评判司马相如赋的价值，扬雄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词人之赋”，他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3]。所谓“则”，就是有“讽谏”的作用。刘向把屈原赋、荀况赋与《诗经》相比较，充分肯定其讽谕之义的价值，并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没其讽谕之义”。班固的《两都赋序》明确提出赋的使命和价值就是对政治得失进行颂扬或讽谕，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进忠孝”，“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总之，汉代赋论家或者就赋有无讽谏用意而判断它的价值，或者就读者没有接受讽谏而指责汉赋没有讽谏效果，从而怀疑汉赋的价值。汉代人不仅以“讽谏”作为评赋的标准，而且当作写赋的准则，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志》中赋家在诸子中的类属得到证明。《汉书·艺文志》中，汉代人在“诗赋略”列名，又在“诸子略”列名的，共有十家；这十家中，列名儒家的有九家，列名杂家的一家。范晔《后汉书》没有《艺文志》，清人钱大昭、侯康、顾櫰三、姚振宗、曾朴五家有《补后汉书艺文志》，但他们的补志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没有赋家专略。我们按照严可均《全后汉文》，将留有赋作的人，对照《补志》（以姚振宗所著为主）子部，其中有19人留有赋且在子部有名，这19人中，属于儒家者有16人之多。汉代赋家几乎皆入儒家，说明当时赋家作赋确实是以儒家的讽谕思想为主导的，这一点与汉代人对赋的评论标准是一致的。所以，汉代学术界创作赋、评价赋的主要标准是“讽谕”，那么作为集当时学术思想之大成的《七略》和《汉志》把赋分为四类，其标准也当与之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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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正因为屈原的辞赋体兼风雅，骨含讽谏，故《七略》列屈原赋为第一。屈原赋以下二十家，大概是《楚辞》的雏形。考《楚辞章句》所录凡屈原、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九家，今《汉志》屈原赋二十家中不见景差、东方朔，其馀七家皆有之。当然《汉志》以人为纲，凡此人的赋作，全部著录，而《楚辞》则为别裁精选，故只能说“屈原赋”类是《楚辞》的雏形。姚振宗《汉志拾补》认为屈原赋类“二十种大抵皆楚骚之体，师范屈宋者也，故区分为第一篇”，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汉志》列“陆贾赋”以下二十一家赋为第二类。这二十一家中，只有扬雄的赋保存了下来，其馀都散佚不传。扬雄的赋，尤其是《七略》所录的四篇[4]，模仿同乡司马相如的赋作，靡丽之赋，劝百讽一，驰郑卫之声，曲终奏雅，《诗》人之讽谏之旨陵迟式微。所以他晚年很后诲，辍不复为。这类赋以陆贾为首，陆贾的赋虽然没有传下来，但据《史记·陆贾传》，陆氏本为纵横策士。建国后，他曾两使南越，俱为太中大夫。《文心雕龙·才略》：“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是陆贾赋以“辩富”著称。刘师培《论文杂记》云：“陆贾为说客，为纵横家之流，则其赋必为骋词之赋。”从今存《新语》十二篇看，陆贾文章，概具赋体，如第七篇《资质》的首段，敷衍铺陈，引喻譬况，如不通观全篇，极易疑其为写物之赋。所以王利器说：“陆贾赋今不可得见矣，读《新语》之文，不翅尝鼎一脔矣。”[5]这类赋家中的朱建、枚皋、严助、朱买臣等，皆工于言语，这些纵横口便之人，在汉代大一统的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弃其所长，投合君王的趣味，将以前游说君王的政论，改为耸动君王的文辞；将侈陈形势的口论，变为铺采摛文的赋篇。“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于是风谏之旨日益稀矣。《诗赋略叙》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是则刘、班以为荀、屈赋在有恻隐之义这点上是相同的，那么何以分而为二呢？荀卿赋以下25家，除荀子赋外，其馀皆亡。而荀子的这些赋篇[6]，《佹诗》与屈赋相近外，其馀诸篇，格调迥异。究其内容，基本上是儒家言，训戒的意味很浓，风格颇类古代的箴铭，其中所缺乏的正是屈赋中那种澎湃激情。屈子言情，荀赋效物阐理。杂赋一类，共录12家233篇赋作，但不幸的是，没有一篇保存下来。综合前人的研究，这类赋，来自下层，篇幅纤小，作者无征，多诙谐调侃之意[7]。《诗赋略》分赋为四家，内容上以《诗经》为对照物，看其“讽谏”教化之旨的多少。“屈原赋”是刘向编辑的《楚辞》的雏形，这类赋体兼风雅，骨含讽谏，《诗》人风谏之旨最浓。“陆贾赋”劝百讽一，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诗》人之讽谏之旨陵迟式微矣。“荀卿赋”直陈政教之得失，虽有恻隐讽谏的古诗之义，但与屈原类譬喻象征的方式不同，故得另为一类。《杂赋》一类，《诗》人之讽谏之义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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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明的是，近若干年来，一些学者强调：所谓文学思想，主要是在文学理论或文学创作中对自我生命意识的一种感悟。而自我生命意识，主要是脱离政教的个人情感。我认为，这种认识是对中国文学传统和传统文学精神的否定。因为中国文学中的风谏传统，说到底就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感。关于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学术界至少有三种说法：一是魏晋说，二是西汉说，三为先秦说[8]。我认为，不管是哪个时期自觉的，但以为自觉了的“文学”就是“为艺术而艺术”[9]，就是抛弃政教内容，都是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文学一旦获得独立主体的地位后，政教仍是其主要内容，甚至是主要内容。注:[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2]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略第十五》：“古之赋家者流，„„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故其叙列诸家之所撰述，多或数十，少仅一篇，列于文林，义不多让，为此志也。然则三种（按指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之赋，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而当时之不能尽归一例耳。”“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与后二种之别类，甚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以前三类为一标准，后一类为另一标准。在《文史通义·诗教下》中，他重申说：“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论屈原赋类说：“此二十种大抵皆楚骚之体，师范屈宋者也，故区为第一篇。”论陆贾赋类说：“此二十一家大抵不尽为骚体，观扬子云诸赋，略可知矣，故区为第二篇。”论孙卿赋类说：“此二十五家大抵皆赋之纤小者，观孙卿《礼》《知》《云》《蚕》《箴》五赋，其体类从可知矣。故区为第三篇。”论客主赋类说：“此十二家大抵皆尤其纤小者，故其大篇标曰《大杂赋》，而《成相辞》、《隐书》置之末简，其例亦从可知矣。”刘师培《论文杂记》云：“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馀则皆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有写怀之赋，有骋辞之赋，有阐理之赋。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章炳麟《国故论衡·辩诗》：“《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3]见《法言·吾子》。时下的文学批评论著多认为扬雄所说的“诗人之赋”是指屈原等的作品，“词人之赋”是指司马相如等的赋作，恐怕有问题。扬雄在同篇中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明确表示司马相如的赋作是“丽以则”的。我以为，扬雄所说的“诗人之赋”大致相当于《诗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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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中前三类赋，“词人之赋”大致相当于《诗赋略》中的“杂赋”。扬雄说：“或问：景差、唐勒、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或据此认为景差等人的赋是“词人之赋”，但“必也淫”一句是有问题的，汪荣宝《法言义疏》已有详细辨证；于省吾先生《双剑誃诸子新证·法言新证》曰：“此文本作‘必也淫二则二奈何’。应读作：‘必也淫、则，淫、则奈何？’下‘淫则’下承上‘淫则’而言。上‘则’字即涉重文而脱。”据此，则扬雄认为景差等人的赋是虽有淫词但尚有法则，即存讽谏之义。[4]《诗赋略》著录“扬雄赋十二篇”，最后“左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下班氏注云：“入扬雄八篇”。顾实说：“盖《七略》据雄传，言作四赋，止收《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四篇，班氏更益八篇，故云十二篇也。其八篇，则本传《反离骚》、《广骚》、《畔牢骚》三篇，《古文苑》《蜀都赋》、《太玄赋》、《逐贫赋》三篇，又有《覈灵赋》、《都酒赋》二篇，凡八篇。”[5]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新编诸子集成”版第107页。[6]《诗赋略》著录“孙卿赋十篇”，顾实说：“十篇盖十一篇之误。《荀子》有《赋篇》、《成相篇》，成相亦赋之流也。《赋篇》有《礼》、《知》、《云》、《蚕》、《箴》五赋，又有《佹诗》一篇，凡六篇。《成相篇》分五篇，合《赋篇》之六篇，实十一篇。”按，《成相篇》的分章，古来就有不同意见，或分三章，或分四章，顾氏本王先谦《荀子集解》之说，分为五篇，以足《汉志》十篇之数，并以为《汉志》“十”为“十一”之误，此亦臆说者，难以令人信服。但荀赋的主要内容如顾氏所述，则是可信的。[7]参见拙作《<汉书·艺文志>“杂赋”臆说》(《文学遗产》2002年6期)、《<汉书·艺文志>“杂赋”考》(《文献》2003年2期)[8]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于1920年在日本杂志《艺文》上发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论》中说“魏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康金声《汉赋纵横》（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说：“汉赋是文学自觉的第一声春雷。”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2期）说：“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就已经很明确了”。赵逵夫先生《拭目重观，气象壮阔》（《福建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中指出：“我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是在先秦时代。从创作方面来说，这种自觉从西周末年召伯虎、尹吉甫等人的创作已经开始。综合地来看，到屈原时代，无论在创作上还是理论上，还是文本意识上，都已经达到自觉。”[9]鲁迅文章多次提到“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全都是持批评的态度或讽刺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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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跟据汉书艺文志的两汉文化
汉书艺文志》体例
《汉志》是东汉班固依据刘歆的《七略》所著，约于唐宋之际，《七略》亡佚，《汉志》便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文献目录著作。了解并掌握《汉志》的著书体例是我们研读《汉志》的首要工作。班固称于《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汉志》，他的修书宗旨究竟是怎么实践的，本文仅从“出”、“入”、“省”入手来探讨《汉书》的著书体例，并简单分析它们的历史意义所在。
一、语列罗列在对《汉志》中“出”、“入”、“省”体例进行辨析之前，我首先罗列出了文中的全部语例，分别如下：（一）“出”《汉志》中仅有3处于篇目总数后注出了“出”这一字样，它们分别是：1、《六艺略?乐》：“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
篇。”[1][P1711]
2、《诸子略？大序》：“出?A鞠一家，二十五篇。”
[1][P1745]
3、《兵书略？兵权谋》：“出《司马法》入礼也。”[1][P1757]
（二）“入”
《汉志》中有7处于篇目总数后注出了“入”这一字样，这
一频率显然多于“出”，它们分别如下：1、《六艺略?书》：“入刘向《稽疑》一篇。”[1][P1706]2、《六艺略?礼》：“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1][P1710]3、《六艺略?小学》：“入扬雄、杜林二家，二篇。”[1][P1720]4、《诸子略?儒》：“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1][P1727]5、《诸子略?杂》：“入兵法。”[1][P1724]
6、《诗赋略?陆贾赋之属》：“入扬雄八篇。”[1][P1750]
7、《兵书略？兵技巧》：“入?A鞠也。”[1][P1762]
（三）“省”
《汉志》中仅有3处于篇目总数后注出了“省”这一字样，它们分
别如下：
1、《六艺略？春秋》：“省《太史公》四篇。”[1][P1714]2、《兵书略？兵权谋》：“省《伊尹》、《太公》、《管子》、
《孙卿子》、《冠子》、《苏子》、《蒯通》、《陆贾》、
《淮南王》二百五十九重。”[1][P1757]
3、《兵书略？兵技巧》：“省墨子，重
。”[1][P1762]
从所罗列的语例来看，我们也许会对“出”、“入”、
“省”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这一体例究竟怎么理解，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我们首先来看前辈们对这一体例的理解。
二、前人观点1、颜师古在《汉志》注中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1][P1706]2、《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引用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二：“注省者，刘氏本有而班氏省去也。注出入者，刘录于此，而班录于彼也。”[2][P51]3、曹慕樊认为：“出，班固认为《七略》对一书分类不当，作了调整；入，新增原为《七略》所没有的书籍。省有几种情形：一是在书目上删去，多半是班固认为《七略》把同一书分入两类，便在一类中删去它。二是省篇，在一书中删去若干篇把它另归一类。三是省文，如蒙上而省例。”[3][P38]4、姚明达认为：“所入之书仅刘向、扬雄二家之作，为向、歆校书所未收者。所出诸家，则原文重复，故省之也。”[4][P208]“非但有所增减必加注明而已，即移动一书入他类，亦已注明。”[4][P208]5、顾实认为：“至于师古所云新入者，书家之刘向《稽疑》一篇，小学家之扬雄、杜林三篇，儒家之扬雄所序三十八篇，赋家之扬雄八篇，皆班氏所新入也。”[5][P30]“兵权谋、兵技巧皆有班氏注省《伊尹》、省《墨子》云云，盖本《七略》两载而《班志》省之”。[5][P66]通过对以上各家观点的仔细比较与分析，我们会发现五家的观点大体一致，然仍存在分歧。首先，五家除了章学诚（所收五家的概念除了曹慕樊先生作过系统的阐释外，其余各家的观点都是在著作中零星收集的，可能存在缺漏）以外都谈及到了“入”，而且看法一致，都认为是班固新
增加的篇目，然根据《汉志》中“入”的语例来看，我们不难会发现，其
实“入”的对象不仅包括新增加的篇目，还包括调整以后的篇目，即姚
明达所说的“移动一书入他类”的篇目，这些篇目显然是《七略》原有的
书目。
五家唯独颜师古没有谈及到“省”，其余各家的观点一致，即删除《汉
志》中重复篇目的标志用语。
于“出”这一用语，颜师古一笔带过，“其云出者与此同”，
[1][P1706]不知所言，章学诚认为出与入是对分类不当者的调整用语；
姚明达在阐述“出”与“省”的关系时过于含糊，他没能指出“出”的功
能所在，似乎二者相当，对初学者难免会造成误导，不过欣慰的是他之
后又阐释道，“非但有所增减必加注明而已，即移动一书入他类，亦已注
明。《兵书略》之‘出百五十五篇入'，实为《汉志》对《七略》部类之
唯一变动。”[4][P208]从这一句话我们可知“出”的用意所在；曹慕樊
对“出”的解释很明确。
三、我们的观点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出”、“入”、“省”
得出以下理解：“出”是班氏对分类不当篇目的调整的用语，如：《六艺
略？乐》：“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1][P1711]
“入”
是班氏指出新增加的篇目与篇目调整之后去向的用语。新增加的篇目有刘
向、扬雄、杜林三家，如：《六艺略？小学》：“入扬雄、杜林二家，
二篇。”[1][P1720]表明篇目调整后的去向的
如：《六艺略？礼》：“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1][P1710]
“省”是删除《七略》中重复收录篇目的用语，《兵书略?兵权谋》：
“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重。”[1][P1757]
四、意义简析“出”、“入”、“省”是《七略》与《汉志》不同的表现之一，那班固的此番改动的历史意义何在，在此作简要阐释：
1、班固对《七略》著录的篇目的改动之处，特别注出了“出”、“入”、“省”的字样，并未直接改动而不作说明，这才使得后人可据《汉志》考察《七略》的原貌，可见班固治学的严谨与慎重。
2、“出”某“入”某字样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出班固对《七略》
所收篇目的适当调整，如《兵书略？兵权谋》：“出《司马法》入礼也。”[1][P1751]再如陶志曾认为，《诸子略？杂》家
“入兵法”前脱“出蹴鞠”三字，陶氏的观点很是合理。3、《汉志》中新增收了刘向《稽疑》一篇，扬雄的《仓颉训纂》一
篇，《扬雄所序》三十八篇，《扬雄赋》十二篇，杜林的《仓颉训纂》和《仓颉故》，这些都是《七略》之后的新著，虽然撰述者和篇目的数量很是有限。
4、“省”这一体例的制定，可见班固“深知书目的体裁，坚持史志的特点”[3][P44]，他认为《汉志》是总目，目的在于通载一代或者数代的书，不是很注重所收书目的内部结构。
以上我详尽地罗列了《汉志》中的“出”、“入”、“省”的语例，并结合前人的研究对三者的定义以及它们的历史意义作了简要分析，以期加深对“出”、“入”、“省”的认识与理解
篇四：跟据汉书艺文志的两汉文化
**文学
导读
一、学习要点：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要求能大致描述两汉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了解主要作家概况及创作倾向，学习汉乐府民歌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建安风骨”的优良传统。
二、学习重点：
汉赋与乐府诗的艺术特色、《史记》的“史家笔法”。
两汉（前206——公元220，共426年），分西汉、东汉。
公元前二二一年，以秦最终灭齐为界，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为全国性的文学交流准备了条件。
秦始皇统治中国之后，加紧剥削农民，用尽民力，接着又是秦二世的残暴统治，引起农民反抗，爆发了陈涉、吴广起义，推翻了秦的统治。经过楚汉纷争，最后刘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西汉末年爆发绿林、赤眉起义，结束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公元25年，刘秀在洛阳重建汉王朝，史称“东汉”。
社会概况
西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对我国以及世界历史都有深刻的影响。西汉为了巩固政权，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如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景帝时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武帝对外用兵使疆域扩大，并且“罢黑出百家，独尊儒术。”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刘氏与王氏之争，王莽篡汉，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阴阳灾异学说的流行是西汉末期社会的重要特点。东汉前期各种矛盾缓和、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强盛，但豪强政治开始形成，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中期以后，宦官，外戚和世族之间的斗争对当时政治影响很大。东汉末年的觉锢之祸，便是黑暗政治的反映，黄巾起义以后，形成军阀割据之局面，最后曹氏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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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概况
汉初统治者尊崇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于是战国之时的各种思想又萌动起来，汉武帝为加强思想统治，“罢黑出百家，独尊儒术”，产生了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新的儒学思想。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是我国历史上儒学思想统治最严厉的时期，封建礼教被进一步加强和系统化。东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统治逐渐崩溃，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各派思想又显出活跃的趋势。西汉今文经学向谶纬化发展。王充无神论对谶纬学说进行了批判。道教在民间流传并得到发展，文人中形成清议的风气。三、文学概况汉初的文学主要是辞赋和政论散文。前者以贾谊为代表，后者以贾谊，晁错为代表。景帝后随着枚乘《七发》的出现，汉代辞赋形成了骚体抒情赋和汉大赋两个流派，前者如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后者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武帝时期的散文有史传、政论，司马迁的《史记》是其代表，它是集大成的作品，是我国古代散文的一个高峰。
同时，武帝建立乐府，收集民间歌谣。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的文学仍以辞赋和散文为主体，辞赋家以杨雄、班固、张衡为代表，而散文成就最高的是班固的《汉书》。
东汉后期的散文主要是政论，如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大赋衰落，而骚体赋，抒情小赋取得了成就，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东汉后期受乐府民歌的影响，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起来，《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成熟的标志。
汉代文学的发展，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
一是汉赋的勃兴，二是史传文学的创立，三是乐府诗的兴起。
一、**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辞赋。西汉初年，由于全国统一，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到汉武帝时，社会经济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富庶。统治阶级大治宫室园苑，田猎游乐，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这样一种物质基础上，与之相适应，产生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基本上为宫廷上层统治者服务的贵族化的宫廷文学——汉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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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形式铺张，文字堆砌，主要为上层阶级服务。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等，并称“汉赋四大家”。其中司马相如最为有名，其《子虚》、《上林》二赋也最为驰名。张衡的《归田赋》是首开抒情小赋先声的作品。作品篇幅短小，文句清丽，情境优美和谐，语言清新，一扫大赋虚夸堆砌的特征，汉代辞赋开始由专为帝王歌功颂德的体物赋变为个人胸怀情趣的抒情赋，由长篇巨制变为短篇佳什。
当时另外一类作品如贾谊的《鹏鸟赋》、《吊屈原赋》、《思玄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或写自己不得志的遭遇，或抒发对当时政治不满的感情，是汉赋中较有价值的属于抒情一类的作品。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抒发愤世嫉俗、怀才不遇之情，是当时最好的抒情小赋。
**的主要特点是：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和“不歌而诵”。其特色主要为：
①扩大描叙，尽情铺张；②整齐的句式和散形的句式兼用；③主客问答式。
二、乐府民歌
1、**“乐府”
汉武帝设立了一个专门管理音乐的机关，这个机关就名“乐府”。乐府机关掌管朝会、宴饮、祭礼以及道路游行时所用的音乐，兼采民间诗歌和乐曲，收集各地民歌，后来就将这个机关所采集的、创作的乐歌称为“乐府”，于是“乐府”就成了一种古体诗的名称。后代文人用“乐府古题”或仿效乐府风格即事名篇而写的歌辞也称乐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乐府所采集的民歌有138篇，现仅存40多篇，大部分收在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
2、乐府分类
汉乐府根据所用音乐不同，被分为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等。其中相和歌辞保留民歌最多，鼓吹曲辞和杂曲歌辞中也有不少民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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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歌的主要内容①人民受剥削、徭役的苦难及反抗精神。②控诉战争的残酷和罪恶。③揭露统治者的奢淫贪暴。④歌颂男女青年的反礼教斗争和他们的坚贞爱情。4、乐府的艺术特色①以叙事为主，这是汉乐府最主要的特征，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孔雀东南飞》，为汉乐府中最长的一首叙事诗，代表汉乐府发展的最高峰。②常用**、铺陈的手法。③句式有杂言及整齐的五言，语言朴素、生动。④继承《诗经》中民歌的优良传统，充满现实主义精神，也包含一定的浪漫主义因素。作品：《陌上桑》、《东门行》、《上山采蘼芜》、《上邪》、《孔雀东南飞》等等。汉乐府在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上，比《诗经》更进一步。汉乐府标志着民间诗歌的进一步发展，对后代有积极影响。三、《古诗十九首》除乐府诗外，汉代还有一组无名作家的作品《古诗十九首》，是东汉后期中下层文人的诗作。这组诗的内容大都表现游子、思妇的离别愁绪和仕子伤时失志、消极悲观、及时行乐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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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全部采用五言的形式，在艺术描写方面有较高成就，是早期文人五言诗的重要作品，被认为是中国五言诗之祖
四、**的《史记》
汉武帝时，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散文家和历史家司马迁（前145—约前87）。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全书有十二本纪、十年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万余字，记载上至黄帝起下至汉武帝太初之间约三千年的史实，是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创作目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史学角度看，它首创了用人物传记为中心这一新的史学方法，并用“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秉笔直书，是我国史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从文学角度看，它是作者用心血和生命写成的的悲愤诗。在艺术表现方面，作者驱各种文学手段于笔下，具有典型的形象性，强烈的抒情性。
在写人物传记方面，《史记》的成就非常之高：
1、塑造了一大批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具开创性的意义。
2、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首创“互见法”。
3、善于通过惊心动魄的场面，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4、善于通过生动真实的细节描写表现人物性格，预示人物的发展趋势，渲染文章的中心思想。
5、语言艺术富于创造力。叙述语言精炼流畅，人物语言独具个性化特征。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中国的第一部“正史”。
五、**的《汉书》
汉代，还出现了模仿《史记》体例而写的《汉书》。但它只写西汉的一朝之事，所以又是“断代史”的创始之作，主要编写者是班固。《汉书》在汉代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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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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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跟据汉书艺文志的两汉文化
最新《汉书·艺文志》读后感_汉书艺文志主要内容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首部史志目录,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国家文献分类目录。东汉史学家班固作《汉书》以记载自秦以来到王莽篡汉之断代史，该书中记载律历、礼乐、刑法等“十志”，是对西汉及先秦社会的典章制度、风俗文化的总结，《汉书·艺文志》是“十志”之一，是据刘歆《七略》增补、删削而成的，是对西汉先秦时书目的目录著录。把天下图书分为:(1)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2)诸子略,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3)诗赋略,著录了辞、赋、歌诗等五类文学作品。(4)兵书略,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5)数术略,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6)方技略,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杂拌。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
七史商榷》中评价《汉书·艺文志》“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术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汉志》不仅是我国史志目录的开山鼻祖,其中也包含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目录。“方技略”就是专为医药文献专门编定的目录,其中把方技类的文献书目列为四大类,又把每类医籍的具体篇目详细开列，即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及其下各目。《汉志》不仅以“六分法”为核心,以文献内涵功能进行著录分类,还以总论、叙录为辅助手段,揭示了先秦至汉代包括医史文献在内的中华文化学术总体发展脉络。通过研究《汉志》中的医学文献目录,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反映当时医药活动的医史资料信息。而其中所体现的医学史观及所蕴涵的医学思想理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官方的正统观念,同时也留下了作者班固医学史观和医学思想的深深烙印。由于医学特别是早期中国传统医学具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继承性强,其发展进步建立在人类世代薪火相传基础上的特点,医药典籍在医学传习过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医史文献也就成为了历代医学传习者最为重要的传授、接收和研习的工具以《七略》、《汉志》为代表的早期医史文献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前代和所处时代繁多庞杂的医学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精当的归类,以便后人在翻阅时可以按目索书,分门别类地了解前辈的医学研究成果,顺利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
不致于面对卷帙浩繁的图书文献束手无策。这种在当时颇为先进的文献整理编录方法,对后世医史文献著录工作的开展和医学科学的传承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篇六：跟据汉书艺文志的两汉文化
东西南北驰骛往赋家的诗人化与赋的诗化吸取与融合诗的语言艺术意境创造注重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把专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1张衡归田赋2蔡邕述行赋青衣赋七汉赋作为文人生命的文学形态1汉赋与文人的政治生命或思考或批判或歌颂汉赋的主旋律是文人的政治人生处境和政治命运
两汉文学
历史文化背景文学发展分期汉代史传文学：史记、汉书汉代诗歌与赋体文学
第一讲秦汉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
1、秦：燔灭文章，历史空白2、汉初：无为之治文学：反思历史关注现实3、武帝：文化交流与思想一统文学：散体赋、史记大气磅礴4、西汉后期：社会危机文学：复古思潮注重模拟5、东汉前期：强化思想统治文学：客观严整由文转质6、东汉后期：社会危机加重文学：抒情小赋发现自己
第二讲汉代散文概说与桓宽的《盐铁论》
一是汉初的政论文:讨论国策，充满着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二是以董仲舒文章为代表:内容注重解释封建君主集权的合理性,在形式上则崇尚质拙朴实；三是历史散文巨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终“成一家之言”；四是在西汉末年复古之风:这场复古之风始于刘歆的学术复古，而文章复古是由扬雄完成的;汉代论辩文代表作桓宽《盐铁论》;五是东汉初期王充《论衡》，对天人感应、灾异祥瑞之说以及今文经学者媚附政治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同时反对复古，主张独创,文章深入浅出，反复论证，表现出浓厚的哲学思辩色彩；六是东汉初年班固父子所著的《汉书》，它明显地适应新的封建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在思想上维护当时的儒学统治，在形式上注重语言的锤炼，文风洗练谨严。桓宽的《盐铁论》：记录“文学”、“贤良”与“臣相”、“御史”关于盐铁问题辩论的论文集，堪称汉代论辩文的代表作。主要观点：“国不与民争利，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论辩艺术：一是针锋相对，言语直率；
二是铺陈排比，情采并重；三是暗合戏剧、小说因素；
第三讲司马迁与《史记》
一、生平20岁以前阅读古籍,接受儒家思想;1.壮游天下（壮游路线）：“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
宋代马存说：“子长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今于其书观之，则其生平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波，彭蠡之渚，涵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嶷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蔓绰约，春装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纡；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有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噁，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俱游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栗；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彷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见《史记评林》）2.入仕为官
奉使西征巴蜀;参加封禅大典;接受遗命:“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序》）“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自序》)38岁继任太史令。3.遭遇宫刑二、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文学主张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对文艺创作的影响非常深远。历代思想家和文学家或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或从时代政治的影响上，或从个人的遭遇上，以各自的体会，从不同的角度，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这一理论。[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唐]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三、《史记》的结构体例
1、《本纪》十二篇2、《表》十篇3、《书》八篇4、《世家》三十篇
5、《列传》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原题《太史公书》，东汉桓灵之际，始专名《史记》
纪传体:指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始创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由“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部分组成，其中“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人物传记。后来班固《汉书》去掉“世家”并入“传”，这样就只有“纪”、“传”两种了。后世由此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为纪传体。
本纪：记载从黄帝到武帝各代帝王的兴废和政治大事。裴松之《史目》“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本纪之义有二：一为法则、纲要之意;
二为记载国君之言事专用。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三种,是按世代年月分别记载历史大事。表的用意有三：一是表隐微之事，使之鲜明;二是扩大纪传的记事范围;三是与纪传互为经纬，是联系纪传的桥梁。书: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史。司马贞《史记》卷23《礼书．索隐》：“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书是分门别类的文化制度史。世家：主要记载诸侯王大事间而述及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世家之义有三：一是记诸侯列国史;二是载传代家史;三是与《本纪》同体，均编年记事，因有别于天子而别名“世家”。列传：历代上自将相下至游侠包括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传记。司马贞《史记》卷61《伯夷列传．索隐》：“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列者，陈也，传，本为经注之说明，司马迁借以传人，记功臣贤人之言行以注《本纪》，表示人臣拱卫主上。
四、司马迁的修史理想
究天人之际：即探讨天道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时代氛围的笼罩下，司马迁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受天命论的影响。（《绛侯周勃世家》但从整体上看，他能从叙述史实出发，客观地反映人物的生平活动，基本上摆脱天道、天命思想的影响。（《伯夷列传>)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过对三千年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考察来寻求促成这些变化的原因。为此，司马迁确定了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即“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中去寻求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这既突出了司马迁对治乱兴衰规律的总结，也表现出他进步的政治思想。成一家之言：其一：“一家言”的结构，融会贯通百家学说以建立统一的新思想体系。。其二：“一家之言”的核心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以志古自镜。其三：“一家之言”的表述形式，创立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奠定史学的独立地位。
五、《史记》精彩观点----
司马迁的历史观：不以成败论英雄;司马迁的经济观：经济决定国力；工农商虞并重；肯定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司马迁的民主性：向往理想政治；歌颂下层人物优良品质；赞同“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司马迁的批判性：坚持文化理想和史官精神，批判冷酷自私的统治集团和不合理的现实。
司马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建功立业的积极人生；生死关头的理性抉择；超越苦难的生命精神。
六、《史记》文学性界说
1、魏晋以前多是从广义的文学性入手，只着眼于《史记》文章简洁，辞采华美。2、唐人深化了对《史记》文学性的认识，着眼于探讨《史记》散文的成就和艺术风格美。3、宋元明清时期的评点家对《史记》文章艺术美的研究、挖掘更深,并且开始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来评价《史记》的文学性。4、近现代以来，众多学者开始全面系统地发掘司马迁塑造历史传记人物典型形象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史记》文学性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七、《史记》的文学成就
第一从叙事的进步看，司马迁突破了以事件逻辑为中心的时间意识,在他的优秀的人物纪传中,基本上都贯穿着以人物生命历程为根据的时间意识;
第二从写人艺术看，司马迁开创传记文学:一是选取典型事件突出人物性格;二是运用细节展现人物内心世界;三是虚构合情故事表现人物传奇色彩;
第三从语言运用的角度看，司马迁是一位语言大师.他语言变化的特点是以散为基础的，散就是字句长短不一,文章不要求过于谨严齐整,如排句对句等,惟散才能多变。散主要体现在叙事上,变主要体现在对话上；散是在流畅\浅易\简洁的前提下形成的,变是在抓住人物性格特征的前提下产生的；散是指形式上不整齐划一,变是指语言内容具有不同的特色,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因气氛而异。惟变才更见其散,二者统一在一条原则下,就是接近口语,不假修饰,尽量做到写生式的白描和无雕琢的朴素。△<汉书>与<史记>写作之异同:
首先，司马迁著史，寄慨遥深，因此叙事往往饱含爱憎，议论往往有如唱叹，具有诗的感情和歌的韵律，故被鲁迅先生称为“无韵之离骚”，而《汉书》则近乎“纯史”，不甚动情；
其次，《汉书》对《史记》的删繁就简，虽然无损内容的表达，却往往失去了司马迁叙事的生动和寄托的深意；
三是《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改易，尤其是特辟《艺文志》讲论学术源流，把文学与学术、文献纳入史的视野，这是《汉书》的一大贡献；
四是从语言上看，《汉书》虽不如《史记》的文气疏宕、富有神韵，但其叙事的详密谨严，语言的整饬富赡，也是可见功力的。
八、无韵之离骚--用诗人的心灵感受历史,在历史的悲剧中显现悲情
司马迁的悲情原因:身世之悲,历史之悲,尚悲的文学传统刘彻<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司马迁的悲情表现:描述悲剧人物,总结悲剧教训,抒发悲剧情感<伯夷列传>五段结尾发问：一问六艺，二问孔子，三问天道，四问人世，五问君子何以不朽？意境开阔。太史公这些问语还都是反问式的，既是向读者提出的，也是向自己提出的，其答案或多或少地隐于问题本身之中,意味深长:“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所有那些意思都是隐约恍惚的，你可以感觉到有一种沉郁的感情在里边盘旋,那是一种美感，一种留给我们去思索和联想的诗意和哲理。
第四讲汉赋
一、释义
赋是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以夸饰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
兼具诗歌与散文的表现功能---声韵谐和、形式整饬；句型自由，无格律限制;状物叙事,抒情说理;“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诗集》序）－－不假比兴，直接展现事物，以陈述性、叙述性、描述性为主“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取义于“不歌而诵”的说唱体形式，在汉代由半书面半口头的文学演变为纯书面文学。
二、汉赋的审美特征
刘勰<文心雕龙>: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体物写志——赋的内容：多模山范水\叙写宫苑游猎之作,同时也注重讽谏之义,最终达到抒发情志的目的;铺采摛文—-赋的形式：铺张扬厉,辞藻华美,借助长短错落的句子、灵活多变的韵脚和排比对偶的调式，形成一种自由而又严谨\流动而又整饬\精微而又宏大的文体;
三、兴盛的原因
1.文学贾谊对骚体赋的文学发现;汉代文人对屈原个人命运的认同;由<诗经>雅颂发展而来的”美盛德之形容”;
2.社会政治的大一统;经济的迅速发展;“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创作精神，艺术再现社会繁盛和帝王奢华;
3.王室贵族的提倡汉代帝王，大多好招揽文士，提倡文学，设立献赋考赋制度。君主鼓吹于上，群臣效行
于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钻研赋体蔚然成风;4.学术统治的影响:崇经明道独尊儒术
在儒家思想统治之下，需要一种体现儒家教化思想的文学样式,而汉赋的铺陈繁缛又曲终奏雅,正符合儒家美善统一的审美理想；
四、骚体赋
继承屈原楚辞遗风，缘情而作，抒写贤人失志,大多带有感伤的色彩；篇幅不长，句式整齐，通篇用韵，带“兮”字调。
1、贾谊《吊屈原赋》：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谊追伤之，因自喻，其辞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2、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3、骚赋的规范化内容：贤人失志，怀才不遇；
全身远害，企求隐逸;屈原情结，证悟生命；形式：句型日趋规范，少有变化；
五、散体赋
散体大赋为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长篇巨制，句式参差，“兮”调消失，铺陈叙事，散文味浓，风格典雅。
西汉武帝时代所集中体现的皇权、帝国的声威和气势。大赋的巨丽之美---为体现国家、民族生命力的美学方式。赋家之心——
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歌颂夸耀于前,讽喻劝戒于后;1.主要作家及作品（1）枚乘《七发》，创体也。定型的问答形式，恢宏的描绘模式，纷繁富丽的物象。观涛——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者，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2）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苞括宇宙”、“控引天地”的散体赋的代表作。（3）扬雄《甘泉赋》、《长杨赋》、《羽猎赋》——因事而作，旨在劝谏帝王。（4）班固《两都赋》——盛哉乎斯世,歌颂东汉盛世。2.散体赋的文体特征穷形尽相词藻赡丽散文意味浓厚追求全方位多角度的描绘方式3.散体赋的语言特征用字造语怪异重沓，具体名词连续排列司马相如《上林赋》：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漭之壄；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
六、汉末的抒情赋
赋家的诗人化与赋的诗化吸取与融合诗的语言艺术、意境创造，注重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把专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1、张衡《二京赋》《归田赋》2、蔡邕《述行赋》、《青衣赋》、3、赵壹《刺世疾邪赋》
七、汉赋作为文人生命的文学形态
1、汉赋与文人的政治生命——或思考或批判或歌颂,汉赋的主旋律是文人的政治人生处境和政治命运；2、汉赋与文人的个体生命<鵩鸟赋>——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
八、汉赋的形式主义辨析
1、修饰词藻，内容空虚——藻饰的品格弥补了汉语自产生以来再现功能偏弱的缺陷；2、炫技表演，耸动视听——这种追求与传统“尚质”、“尚意”的审美要求迥然不同，丽的自觉在一定程度上标志文的自觉；3、用字生僻，知识门槛——注重汉字的音美和形美，对后世美文与诗歌格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鲁迅——汉赋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当然，如果假托物象到了完全空虚、尽饰文词到了过于华丽到地步，那么离形式主义就不太遥远了！
第五讲汉乐府民歌与文人五言诗
一、汉乐府民歌
（一）关于乐府的概念乐府在秦汉时代是一个音乐机构的名称，它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乐歌，谱制乐曲，培训乐
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把汉乐府机关所保存的诗歌也称乐府，于是，乐府就由一个音乐机关的名称变成了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二）汉乐府诗歌的保存
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西汉的乐府民歌就有138篇，东汉的尚不在内。但现存的东汉乐府民歌不过三四十篇。它们最早见录于南朝人沈约的《宋书•乐志》，后来郭茂倩有所增广。保存中国古代乐府诗歌最完备的一部书是宋代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本书收集了唐以前的乐府诗歌与一些文人的拟作,将这些诗歌分为十二类，其中汉乐府诗歌主要保存在其中的四大类之中。（1）郊庙歌辞（2）燕射歌辞（3）鼓吹曲辞
（4）横吹曲辞（5）相和歌辞（6）清商曲辞（7）舞曲歌辞（8）琴曲歌辞（9）杂曲歌辞（10）近代曲辞（11）杂歌谣辞（12）新乐府辞汉乐府诗歌主要保存在其中的四大类中：
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其中第一类为文人所作，用于朝廷祭祀的歌辞;后三类主要是民歌。【①相和歌辞：多为美妙的民歌音乐，所谓相和有两种意义，一是人声相和，一是丝竹相和。②鼓吹曲辞：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的新声，当时主要用于军乐。③杂曲歌辞：是一种声调失传的杂牌曲子。】（三）汉乐府民歌独特的思想光芒1、哀民生之多艰
如《妇病行》、《孤儿行》、《东门行》等。2.悲战争之多伤
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古歌》等3、感爱情之多悲
如《焦仲卿妻》、《上山采靡芜》、《上邪》、《有所思》等。4.对生死之思考
如《薤露》《蒿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
•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
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江南》是个例外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乐府古题要解》：“江南古词，盖美芳辰丽景，嬉游得时也。”•《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晰，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薤露》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蒿里》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躇！（四）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1、叙事艺术的灵活成熟故事情节完整而曲折,充分拓展叙事的空间,使叙事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和更高的自由度，如《孔雀东南飞》；2、形象刻画鲜明生动,注重对话和细节；3、具有戏剧性和表演性,如《陌上桑》；4、章法句式灵活多样,不仅能够协调诗歌的节奏,而且更能形象地传达出人物的神态\性格和作者的思想情感，如《上邪》《东门行》；
二、东汉文人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
从文献记载来看，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但“质木无文”。其后张衡有《同声歌》（用新婚女子之口，但可能有所寄托）、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刺世嫉邪诗》、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饶》等。真正能代表东汉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是“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最早出自于南朝人萧统的《文选》，它把十九首失去作者姓名的五言古诗放在一起，命名为“古诗十九首”，它们创作的时间大致在东汉桓、灵之际。此十九首古诗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一)“古诗十九首”的悲情表现1、人生无常的生命悲歌
驱车上东门，遥望北郭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朱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道长。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哀各有时，立身苦不草。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坎）轲长苦辛。
2、文人失意的漂泊无奈《西北有高楼》感叹知音难逢;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
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明月皎夜光》写朋友离我而去;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页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涉江采芙蓉》叹故乡之失落;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3、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介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行行重行行，与君生离别。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何来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创造1、写景与抒情的完美结合，如《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纾。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2、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如《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离别。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
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3、清新与醇厚的完美结合，如《庭中有奇树》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三）“古诗十九首”的知音意象原义:“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礼记》引申:子期伯牙的故事——曲高和寡，知音难遇；1、《今日良宵会》2、《西北有高楼》3、《东城高且长》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四）“古诗十九首”的艺术评价
“十九首所以成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人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有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己。逐臣、弃妻与朋友阔别，皆同此旨。故《十九首》惟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有情而有能言，即能言而方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陈祚明的《采菽堂诗话》）
钟嵘《诗品》：“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胡应麟《诗薮》：“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刘勰《文心雕龙》: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五)汉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的比较1.表现方法：叙事与抒情2.诗体：多样化与单一化3.风格：明朗与含蓄4.语言：口语的直白与诗语的精致
三、汉代诗歌中生命感伤的主旋律
(一）汉武帝的感伤情绪1、自抒感伤情怀，
如《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2、善作哀婉歌赋，
如《李夫人赋》：美连娟以修嫭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官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释舆马于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阳。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忽迁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飞扬。何灵魄之纷纷兮，哀裴回以踌躇。势路日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见。寖淫敞怳，寂兮无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二）乐府诗的忧生之叹
如《薤露》、《蒿里》、《满歌行》：为乐未几时，遭时险巇，逢此百罹。零丁荼毒，愁苦难为。遥望辰极，天晓月移。忧来填心，谁当我知。戚戚多思虑，耿耿殊不宁。祸福无形，惟念古人，逊位躬耕。遂我所愿，以兹自宁。自鄙棲棲，守此末荣。暮秋烈风，昔蹈沧海。
心不能安，揽衣瞻夜。北斗阑干，星汉照我。去自无他，奉事二亲。劳心可言，穷达天为。智者不愁，多为少忧。安贫乐道，师彼庄周。遗名者贵，子遐同游。往者二贤，名垂千秋。饮酒歌舞，乐复何须。照视日月，日月驰驱。轗轲人间，何有何无。贪财惜费，此一何愚。凿石见火，居代几时？为当欢乐，心得所喜。安神养性，得保遐期。（三）汉末文人的人生之歌1、遥望日月星辰，感受秋风百草，感到个人生命的孤独，如《回车驾言迈》；2、蔑视求名行为，透露行乐之思，带有愤激的色彩，如《人生不满百》；3、渴望立身扬名，赢得生命永恒，将此作为生命最高价值
如“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如“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如“嘉会难再遇，欢乐殊未央。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4、将生活境界升华为生命境界，尤其在爱情诗中，花草完全成为表现生命意识的意象，
如《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竹生》、《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宋子侯《董娇娆》——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飏。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高秋**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
篇七：跟据汉书艺文志的两汉文化
汉书艺文志原文及翻译汉书艺文志翻译
《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以下是WTT整理的苏汉书艺文志原文及翻译，欢迎参考阅读！
原文：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袓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己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褔、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盖出於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生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喜欢攻击别人隐私的人）为之，则苟钩釽析乱（屈曲破碎、支离错杂）而己。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
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诸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诸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观万方之略矣。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节选）译文：儒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司徒官。他们帮助国君，顺应自然，宣明教化。涵泳于六经的文章当中，特别注意仁义之间的事务，远宗尧舜的道统，近守周文王、武王的礼法，尊崇孔子为师表，加重他们言论的重要性，在各派道术当中最为崇高。孔子说：“如果对别人有所称赞，就一定先对他有所试验。”唐尧虞舜的兴隆，商朝周朝的盛世，孔子的德业，是已经经过试验而有成效的。但是迷惑的人已经失去了（儒家经典中）精深微妙的道理，而邪僻的人又追随时俗任意曲解附会经书的道理，违背离开了圣道的根本，只知道以喧哗的言论博取尊宠。后的学者依循着去做，所以五经的道理就乖谬分离，儒学就逐渐的衰微的；这就是那些邪僻的儒着所留下的祸患啊。道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的史官。他们连续记载成功失败、生存灭亡、灾祸幸福、古今的道理。然后知道秉持要点
把握根本，守着清静无为，保持谦虚柔弱的态度；这就是国君治理国家的方法。
（这想法）符合于尧的能够谦让，易经上所说的谦虚，一种谦虚可以得到四种好处；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狂放无守的人实行道家学术，那么就断绝了礼仪，抛弃了仁义；认为只要用清静无为，就可以治理好国家。
阴阳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掌天文的官职。他们恭敬的顺从上天，用历象记录日月星辰的运行，恭敬的教导人民按照天时祭祀、耕种；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拘泥固执的人实行阴阳家的学术，就被禁忌所牵制，拘泥于占卜问卦的小技术，舍弃了人事而迷信鬼神。
法家这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法官。他们奖赏很有信用处罚必然施行，辅助礼仪制度的推展。易经上说：“先王用很严明的刑罚整饬法律。”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刻薄的人实行法家的学术，那么就不要教化，舍去了仁爱，专门用刑法，而想要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至于残害了最亲近的人，伤害恩义刻薄了应该亲厚的人。
墨家这个流派，大概出于古代掌管宗庙的官职。他们住在茅草盖顶，以采木为椽的房子里，所以注重节俭；奉养年老更事致仕的人，所以主张兼爱；以大射礼选拔人才，所以崇尚贤人；尊崇鬼神尊敬祖先，所以崇敬鬼神；顺从四时做事，所以
不相信命运；以孝道宣示天下，所以崇尚同心同德；这就是他们长处。等到眼光浅短的人实行墨家学术，只看到节俭的好处，因此就反对礼节；推广兼爱的旨意，却知道分别亲疏远近。
纵横家这个流派，大概是的出于古代的外交官。孔子说：“读了诗经三百篇，派他出使到国外去，不能独当一面应对进退，虽然学了很多又有何用呢？”孔子又称赞蘧伯玉的使者说：“使者呀！好使者呀！”说一个使者应该权衡事情的利害得失做适当的处置，只接受出使的命令而不接受应对的言辞，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邪恶的人实行从横家的学术，那么就崇尚欺诈，而背弃了应该遵守的诚信。
易经上说：“天下（学问）的途径虽然不一样但是归趋是相同的，思虑虽然很繁杂但是目标一致。”在各家的学者，各自推崇他们学说的长处，用尽了智慧和思虑，阐明他们学说的要旨。虽然各自有偏见短处，但是综合他们的主要归趋，发现他们也都是从六经分支出的。假使让他们遭遇到圣明的君王，能折中采用他们的主张，他们都可以成为辅佐的人才啊。孔子说过：“礼仪散失了要到乡野去寻找。”在距离圣人的时代很久远了，圣人的道术残缺废弃，没有地方再去加以追求了，采用他们各家的学术不是胜过去乡野找得好吗？如果能修明六经
的学说，观察参考这各家言论，舍弃短处取用长处，就可以通达治理国家的各种方法了！
篇八：跟据汉书艺文志的两汉文化
两汉文学
小初文学常识归纳
汉朝在文学史上一般分为东汉西汉。东西之分是国都所在地来命名的。两汉的主要文学成就包括：汉赋，散文，诗歌。从文化上看，汉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因袭复古之风，此与整个汉代以五经为祖祢（mí(nǐ)此处诠释为本源；起始。），以圣贤为准则，和重师法传承、章句治经的学术风气有关。这也就造成了后世一些文学史家批评汉代文学的双向模式，即儒家正统思想支配下的教化文学观是复古保守的，道家异端思想支配下的自然文学观是创新进取的。
史学著作
《史记》与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生于史学世家，其父司马谈是一位博学者，汉武帝时任太史令。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地漫游，漫游生活使司马迁大开眼界，他接触了各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尤其收集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为后来《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其父司马谈去世，父亲历史的未竟之业便落在了他的肩上。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自此，他读遍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着手著史。未曾料到，一场巨大的灾难从天而降。天汉二年（前99），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消息传到京城，汉武帝为之震怒，朝臣顺水推舟，斥骂李陵。司马迁以为这对李陵不公平，挺身而出，陈说李陵投降实出无奈。他的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加之他写就的《景帝本纪》，直言景帝、武帝过失，武帝借此对他两罪并罚，处以“宫刑”。面对如此奇耻大辱，司马迁想到过死，但著史之业未竟，只得隐忍苟活，继续写作。对此，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有详细申述，提出了
“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在太始四年（前93）左右，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辉煌巨著。此后，他的事迹不详，约在武帝末年去世。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130篇。在体例上，《史记》分为5大部分，即本纪，记帝王之事；世家，述诸侯之事；列传，叙人臣之事；表，即表格形式的大事记；书，即典章制度。《史记》通过这5个部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国历代史书的基本形式。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的语言艺术是精湛的。司马迁将史料中艰涩难懂的语句，改写成汉代通行的语言，使古文变得浅显流畅。《史记》中的故事，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所描绘的人物，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得益于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段：人物外貌和神情描写，生活细节的刻画，人物对话的运用，戏剧性场景的设置。
《汉书》与班固
班固（32—92），字孟坚，今陕西咸阳人。其父班彪写有《史记后传》65篇。父亲死后，班固继承父业，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撰《汉书》，历时二十年。《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只写一个朝代）著作。其体例基本上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创“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并将“世家”取消，与“列传”合在一起，统称“传”，使《汉书》形成一种新的面貌。《汉书》共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100篇。这部断代史以后成为官修史书的范本。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富有散文文学特色的史学巨著。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霍光传》、《朱买臣传》、《东方朔传》，都是公认的名篇。特别是《苏武传》，并不逊色于《史记》。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但他坚持斗争，不屈服于敌人的逼迫，不为劝降而动心，一个可歌可泣的爱国者形象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另外，《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相比，对照鲜明，它显得典雅古奥，比较艰深。
政治散文贾谊，又称贾生，贾长沙，贾太傅。主要作品为《新书》十卷58篇。《过秦论》(上中
下三篇)出于此书。上篇首先采用渲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描述了秦国逐渐走向强盛的过程，当时六国诸侯集中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最优秀的人才想消灭秦国，结果自取灭亡。秦国可谓天下无敌，然而它“仁义不施”，最后反而被反秦的农民起义军所灭亡，反差十分强烈。中篇和下篇指出秦二世和子婴一意孤行，暴虐无道，以致失去民心，实际给西汉王朝提供教训。
另有《论积贮疏》等奏疏，《吊屈原赋》等赋，《过秦论》等开“史论”之先河。其赋上承楚辞，下启汉赋，影响很大。
韵文之作西汉初年，汉乐府民歌尚未唱响，民间的歌谣还很少见，韵文沿袭着楚声、楚歌的余续。
楚汉相争的主角项羽和刘邦的楚声短歌《垓（gāi）下歌》和《大风歌》是汉初的韵文杰作。
《垓下歌》
项羽的《垓下歌》见于《史记.项羽本纪》，其辞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首诗用的是楚歌“兮”字体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塑造了项羽这样一个失路英雄的形象，具有感人的力量。
《大风歌》刘邦的《大风歌》，比起项羽《垓下歌》的悲凉慷慨，刘邦的《大风歌》则在雄壮中带
苍凉情怀：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诗是刘邦在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十月，讨伐叛乱后归师路径故乡沛县时所作。其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但最后一句却隐隐透露出一种悲凉的意味。《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自歌之后“慷慨伤怀，泣数行下”。篇幅虽短，感情却丰富复杂。
乐府诗歌
乐府机构乐府，本是政府的音乐机构。这种名称大约从秦代开始就有了，在出土的秦代编钟上就
铸有“乐府”二字。西汉立国以后，沿袭秦朝体制，也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武帝时，乐府机构的规模和职能被大大扩大，其中“采诗”是乐府最引人注目的一项职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这类诗歌源自民间，为了区别于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习惯上称为“乐府民歌”。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中，可以知道当时所采之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所谓的汉乐府诗歌，主要指这一类诗歌。
乐府民歌现存汉乐府民歌数量虽然不多，但内容广泛，尤其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和情绪之作。诸
如民众的悲惨生活，战争和兵役带来的灾难，封建官僚的无耻，家长制的罪恶，爱情的坚贞，弃妇的痛苦等。《十五从军行》写一老兵，十五从军，八十才归，性命苟全了，但家园破败，亲人凋零，不胜悲苦。《上邪》的爱情誓词是：海枯石烂，真爱不变。《陌上桑》中，罗敷不仅貌美动人，也不缺乏聪慧才智和勇气。
汉乐府民歌的主要艺术特色是以叙事为主，“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扩大了中国诗歌的叙事领域。《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尤其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叙事诗，各种艺术手段在此都作了完美的发挥。无论人物对话、动作，还是心理刻画，
都十分成功，形象地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诗中故事情节的展开和矛盾冲突的起伏，以及浪漫色彩的结尾，在铺排上也都恰到好处。另外，汉乐府民歌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及杂言种种，其中最常用的是新兴的杂言和五言诗。杂言诗句式，字数不一，有整有散，灵活多变。五言诗则形式十分整齐，如《十五从军行》等。这种诗体较《诗经》、“楚辞”的四言诗和骚体诗都有明显的进步，代表了当时的诗歌形式发展的新趋势，此后几百年间，成为文人创作的主要形式。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别名，是汉乐府诗中最长的一篇，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罕见的长篇叙事诗。诗中写了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家庭悲剧。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刘兰芝貌美贤淑，勤于家务，可苛刻的焦母却不喜欢儿媳，婆媳关系颇为紧张。焦仲卿夹在母亲与爱妻之间，处境尴尬，最后因母命难违，劝说妻子暂回娘家。刘兰芝在娘家又不见容于兄长，逼她再嫁，她只得以死相抵，“举身赴清池”。焦仲卿闻此消息，幡然醒悟，也“自挂东南枝”，用自己壮烈的死来抗议封建家长的专制。与北朝民歌《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
汉赋
汉赋是在汉朝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名家名篇：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是《两都赋》。《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
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注：仅选取部分作为参考）
五言诗
五言诗的产生
五言诗萌芽于民间歌谣，其形成受到北方少数民族音乐和军乐的影响，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的发展更影响了当时文人的写作，于是产生了文人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被许多文学史家认为现存最早的一首文人五言诗，当然此诗尚不成熟，但它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里程碑。自此以后，东汉许多作家都有五言诗传世，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辛延年的《羽林郎》等。《羽林郎》一诗描写了一个酒家女胡姬不畏强暴，勇拒贵族豪奴调戏的故事。诗中的少女胡姬，貌美若仙，又坚贞纯洁；豪奴冯子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此诗与乐府民歌《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映了乐府民歌影响下的文人创作的成就。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中最杰出的代表。东汉末年涌现出一大批文人五言诗，其作者不明，后人泛称为“古诗”。这类作品中的十九首，至梁代被萧统选编入《文选》，后人遂以“古诗十九首”称呼它们。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组诗歌并非一人所作，产生的时代大致在东汉后期。其表述的内容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抒写相思之情，诉说离别之苦的诗作。如《行行重行行》一诗，写一女子思念远行异乡的情人。首先追叙初别，次说路远难会，再述相思之苦，最后以宽慰之词作结。又如《迢迢牵牛星》一诗，描写了织女隔着银河思念牵牛的愁苦之情，抒发了爱情受折磨时的痛苦。此外，也有表现生命短促，慨叹人生无常的作品。如《生年不满百》等。其他如对功名不就、宦海失意，身居贫贱、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知音难遇的描写也见诸诗端。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于诗人把自己真切的感情坦然抒发出来，毫不矫饰，并用特定的景物衬托人物的感情，达到情景相生、情趣天成的境界。其次，它的语言朴素明快、精练生动、耐人咀嚼，有高度的概括力。它对后代五言诗的写作影响深刻，其后五言诗开始获得空前的发展。
篇九：跟据汉书艺文志的两汉文化
浅析《汉书·艺文志》的古文经学倾向-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汉书艺文志
浅析《汉书·艺文志》的古文经学倾向-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以《六艺略·春秋》为例摘要：《汉书·艺文志》继承刘歆《七略》的古文经学立场，表现出《左传》优于《公羊》等今文经学的倾向。针对今文学派提出的“《左氏》不传《春秋》”和“《左氏》不祖孔子”这两条主要论点，刘歆一方面肯定《左传》“传”的性质，另一方面将左丘明与孔子建立直接联系，以提高《左传》的正统性和信服力。关键词：《左传》《汉书·艺文志》《七略》刘歆今古文之争《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目录学著作，内容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每种之后有小序，每略之后有总序，对先秦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有精要叙述。今古文经学之争是贯穿汉代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学术现象。秦始皇焚书致儒家经典残缺不全。汉兴，一些经书由先秦博士或其他儒生学者凭记忆口授，以汉代通行的隶书誊写流传，是为今文经；另有许多先秦典籍历秦火而残存，或深藏秘府，或散落民间，进而在历次求书、献书中陆续出现，此为古文经。刘歆是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为传播、推广古文经做了诸多贡献。班固《汉书·艺文志》由刘歆《七略》删削而来，也鲜明地体现出古文经学倾向。《左传》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通论》指出：“汉之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唯《左氏》《公羊》为甚。”本文拟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的小序入手，探析其中体现的古文经学倾向，及其对古文经学传播的推动作用。一、《六艺略·春秋》小序中的《左传》《六艺略·春秋》小序中对于《春秋》《左传》的叙述是这样的：“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春秋》是孔子删削鲁国史记而成，此说即依据《汉志》。这段内容还涉及孔子参阅鲁国史记，得到了鲁太史左丘明的帮助；《左传》为左丘明所作《春秋》经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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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著《左传》的动机是担心口传心授所产生的讹误与分歧；《左传》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湮没无闻，是为了避免当世权贵的迫害。这段记载，字里行间显示出《左传》相较《公羊》《谷梁》《邹》《夹》等的优越性，即《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亲身参与、耳闻目睹了《春秋》经的编创过程，而其他各传在孔子殁后数百年仅依靠口耳相传，难免偏离了孔子的本意。关于《左传》的作者归属，学界存在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甚至孔子本人等观点。关于《春秋》经与《左传》的成书过程，《汉书·艺文志》中的叙述既非唯一的、也非最早的记载。另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的材料：“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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