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丹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110）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更加明确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基本原则。***总书记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1］。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特征，为新时代“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此，需要从系统论视域对共同富裕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
整体性原则是系统理论中最基本的观点。事物的各个基本要素最终是服务于事物整体功能的。在研究系统的要素时，应将其置于要素组成的系统整体中，同样，在研究系统整体时，应将其作为更高一级的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因此，要立足于整体观念，从我国发展全局的高度来理解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及其本质特征。
（一）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
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系统，首先体现在其内部组成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上。换言之，就组成要素而言，共同富裕具有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结果，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正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有机统一或相互作用，才能生成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否则就失去了其之所以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重要基础。在共同富裕这一系统中，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足既有各自的内涵特征，又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协同发展，缺一不可。一方面，物质生活富裕处于基础性地位，为精神生活富足提供物质条件。物质生活富裕包括公平的教育机会、平等的就业机会、优质的医疗服务、稳定的收入来源、完善的社会保障以及优美的生态环境等方面，更多指向人们生活条件的保障和满足。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实践来看，人们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往往是追求精神生活的基础和条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精神富足为物质富裕提供价值引导和精神动力，影响着物质生活富裕的方向。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精神生活则成为衡量人们富裕和幸福程度的关键因素。精神生活富足包括求真求善求美的欲望，真挚且高尚的情感，崇高且深邃的审美情趣，良好且持续的文化素养，积极且向上的人生态度等。精神生活富裕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仅能够提升物质生活的文明、健康和科学程度，而且能够引导人们形成一种共同的信念并内化为强大的力量来投入到新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另外，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也就是说，不管是物质生活富裕还是精神生活富足，最终都要落脚到“人”这个主体上，这二者既是人们长期进行实践创造而取得的积极成果，也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共同富裕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
系统的目标要着眼于系统整体利益，而不是系统的某个部分。这意味着要把共同富裕置于中国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把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全部主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团结带领人民推动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共同富裕是始终贯穿其中的重要主题和目标指向。党的早期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努力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社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一阶段，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他还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3］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成为全党工作的重点，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党进一步深化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认识和实践。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看待共同富裕，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党的十四大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三步走”战略目标确立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将共同富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加以强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进行变革式发展，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同时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
（三）共同富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系统具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涌现性，也就是说整体具有某个部分或部分简单相加所没有的性质、特征、行为、功能等。这种涌现性会导致整个系统相比于部分来说发生全局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是由系统目标影响系统结构这一系统的特性所决定的。共同富裕正是这样一种目标指向，它是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对经济社会系统进行充分塑造而形成的一种正面涌现效应。因此，共同富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带来的是中国社会系统在诸多方面质的变化，已经远远超越于社会系统中某个层级的系统或者某部分个体所具有的功能、性质。换言之，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结构不断优化、社会形态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首先，中国社会结构完成现代化转型，在这个场域中，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收入结构实现变革式发展，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占大多数，城乡之间、大小城市、群体之间的差异非常小，真正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其次，社会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整个社会在各个层级上的反馈回路，包括各种制度、体制机制围绕着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各种发展成果而设定、安排和运转，没有哪个具有其他目的的局部能够获得主导权并控制整个社会系统，使得人人都能够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并具有平等发展的机会。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社会文明全面提升，在关于社会现实本质以及社会发展目标的认识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并愿意为之做出行为的改变，在全社会形成共同奋斗的良好氛围。
差异是系统的基础和前提。系统各单元在数量、性质等方面不是一模一样的，而是彼此差异化地处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断的互动互应中共同形成一个具有稳定性的系统整体。“差异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系统及思维的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5］历史和实践证明，均衡发展往往导致的是整体效率的低下。共同富裕具有系统的非均衡性特征，并不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获得同等财富或享有同样富裕的生活，而是建立在普遍富裕基础上有差别的富裕。
（一）共同富裕是允许有差别的富裕
******强调：“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但不是搞平均主义。”［6］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在分配方面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最后带来的是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为什么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平均主义会沦为共同贫穷？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组成单元在系统中都有自己所属的生态位，并与构成外部环境的其他单元进行相互作用。如果组成单元在性质、功能等方面完全相同，即便相互联系也只是机械意义上的简单相加，不会产生新的事物。依据耗散结构原理，事物是呈现熵增规律的，一旦失去了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就进入了平衡态，意味着死亡的到来。平均主义显然是同系统存在、运动、演化规律背道而驰的，它严重压抑了中国社会系统的活力，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4］155就实际来看，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受地理条件、发展环境、文化传统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其发展的程度、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同样，不同人群受先天条件、后天培养等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能力、收入水平也存在差距。因此，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个系统工程中，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程度、水准上都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这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总有部分地区或部分人群收入水平相对高一点，共同富裕的步子快一点。因此，实现共同富裕不能搞一刀切，而是要正确认识到具体差异及其变化，抓住其中的本质进行政策制定并具体实施。
（二）差异性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共同富裕的差别和先后都需要一个合理的“度”。有些人会把差异的普遍性等同于差异的绝对性，认为承认共同富裕的差异性就表明两极分化不会消除。事实并非如此。任何系统的内部都存在差异、矛盾、不平衡，复杂的巨系统尤其如此。但是如果各组成单元差异过大，彼此“各行其是”，系统将一直处于无序状态。一旦到达某个临界点，矛盾、差异、不平衡的能量会充分释放出来，造成组成单元之间激烈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系统结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结构……经过反复的较量、分化、重组、变革，各单元之间的差异性达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彼此之间有效协同，系统就会出现一个有序稳定的结构。共同富裕正是在这种反复较量的过程中最终实现的。因此，共同富裕的差距是介于适度范围内的，是一种既非两极分化又非平均主义的稳定状态。正如邓小平所说，不同的地区、条件和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7］。那么，这个“度”应该怎样把握呢？一方面，要保证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基础条件和环境保障，共同富裕的实现反过来又给予经济发展以正反馈作用。因此，共同富裕的“度”要设定在经济发展可承受的范围内，不能超越之。另一方面，要保证每个人都有能力和机会参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一个系统中，每个主体是直接感知外部环境并作出反应从而共同形成新的整体，那么实现共同富裕意味着机会公平，即作为个体人的社会成员都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平等权利，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和能力也能够得到有效保障，最大限度克服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二八法则”效应。“公平”不是指没有差别，而是在合理有效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下，社会成员的不同贡献在收入分配中得到体现和承认，同时低收入者的生活有充分保障的状态。
（三）先富带动后富的合理性
依据系统论，差异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根本动力，是一切动力之源。正是这种合理性的差异存在，不同系统才具有不断促进自身要素和内部结构同外部环境进行信息和物质的交换动力，以减少熵的增加，不断优化自身并形成有活性的耗散结构。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系统工程中，先富起来的区域通常具有丰富的资金、高水平的人才、发达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后富起来的区域则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样一来，后富起来的区域就可以从先富起来的区域吸取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等高品位物质能量，并把低品位物质能量转移过去，系统功能就实现了一种协同放大效应。先富带动后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可能。当然，先富带动后富并不是一个自发的实现过程，而是依赖于相应机制的调节作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达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只会造成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市场外的强制和约束。这种市场外的强制和约束，一是全民所有制为主导的基本制度，二是中央政府的调控职能。只有把市场内的竞争和市场外的帮助紧密地结合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才能真正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发挥出实际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通过实行对口支援等政策带动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逐步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固有优势。新时代继续促进共同富裕，重点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实现整个社会协同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
系统具有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特性。所谓共时性，是指系统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的特征，比如前面所提到的差异性、多元性；
所谓历时性，是指系统在时间维度上包括在不同时刻、不同过程中的呈现的特性。事实上，一切系统都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是运动着的有机体。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个系统工程也是如此，其涌现出来的整体状态始终处于运动状态之中。
（一）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过程
共同富裕作为整体涌现性是在社会系统内部各要素、系统与环境发生作用并有足够长的时间基础上形成的，既依赖于系统内部诸如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制度的有效调节、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等方面，同样也会受外部环境如国际经济政治发展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中国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挑战。从国内发展来看，主要挑战有：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质量发展问题面临不平衡不充分、传统发展方式转型、结构性矛盾、创新性不足等关键性问题；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民生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
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还不能得到有效满足；
影响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因素仍然较多。从国际来看，主要挑战和风险有：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在新冠肺炎疫情等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和挑战，全球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且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
大国之间围绕着资本、科技等要素的博弈更趋复杂，竞争持续深化；
国际安全形势日趋严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加剧了世界的动荡和不安；
全球治理仍存在较大分歧。这些因素彼此之间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存在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正如******所指出：“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8］可以说，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化解风险、积极应对挑战的过程。因此，要以过程性视角充分认识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坚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总原则，扎扎实实向前推进，而不能陷入冒进主义。
（二）分阶段合理设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目标引导方向。俗语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目标对于一个复杂系统的运行来说至关重要，目标的方向不对、目标设定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共同富裕的过程性特征意味着在行动上要分阶段逐步推动共同富裕，因此，要“根据每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经济的基础以及社会的条件”［9］来合理设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具体发展实际和国内外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设定了不同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这一系列目标呈现出系统的层次性，上一阶段实现的目标会作为基础条件进一步融入到整体中，促进下一阶段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在不断的演化中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一系列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战略安排正是体现了我们党对共同富裕这“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科学认识与深刻把握。在渐进性目标之下，还需要科学确定一个时期内共同富裕的客观标准体系，以避免因标准不明而迷失方向。共同富裕的标准体系也是动态性的，应根据每个阶段的实际发展情况而客观确定。
（三）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行动准则
就推动共同富裕这一过程而言，必须遵循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这两项行动准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尽力而为，是关系到共同富裕基本理念能否落地、举措能否有效推进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固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和挑战。但是，这个过程是由若干个具体的阶段组成的。所以，当某种条件具备时，就应当尽力而为地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实际来看，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1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大和人均水平的逐渐提高，意味着我国在现阶段有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公正的分配体系的实力。在这样的发展条件下，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推动共同富裕，通过制定科学的政策把做大的“蛋糕”分好，尽可能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而不能以共同富裕的相对性为理由认可当前贫富差距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是一体的。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量力而行”的行动准则。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能够实现何种程度上的共同富裕，从根本上是由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当前，我国发展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因此，坚持“量力而行”，意味着要将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建立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以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为基础，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而不能脱离实际状况盲目追求全方位的人人享有。如果违背了“量力而行”原则，不顾实际情况随意设定目标或者向民众作出没有能力兑现的承诺，最终就会陷入西方“福利主义”陷阱和平均主义，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有序运行。
协同导致有序。任何一个复杂系统，如果各组成部分能够相互合作、协同行动，就会形成有序的结构，涌现出符合系统发展趋势的整体性质、模式；
相反，如果各组成部分各行其是、互不合作，系统在整体上必定会走向无序。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涌现，具有总体性特征，其实现必然依赖于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协同合作。
（一）主体协同
系统是由大量具有主动性的元素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中组成的。那么，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社会系统结构的“一体多元”，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市场、社会、个人围绕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开展协同行动。首先，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各领域各环节。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来确立动态过程中的“序参数”，即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和制度规范，最终在稳定发展改革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共同富裕。其次，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轮驱动。共同富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要按照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构建有效市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良好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资本、技术等各要素充分流动，发挥市场对社会财富创造和初次分配的主导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赖以依托的物质基础。市场具有局限性，“市场机制无法自发安抚和援助竞争能力不足和由于各种原因在初次分配中失利的地区或群体”［10］，从而使处于另一生态位的政府进行“补位”，扮演好“再分配者”的角色，通过税收调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使其均等化、转移支付等手段矫正社会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非公平及其负面后果，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促进共同富裕理性预期的实现。再次，共同富裕的社会属性意味着资源和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是趋于均衡和公平的。这就需要社会机制主导的“第三次分配”，即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自愿的方式，将资源和财富让渡给弱势群体、落后地区。
（二）政策协同
系统是各种反馈过程的组合，同一个系统中既存在使其趋势不断强化的增强回路，同时也存在使其趋于稳定平衡的调节回路，这两种回路以异常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在一起，导致系统难以预测和驾驭。因此，好的政策必须能够根据系统状态的变化及时地灵活调整。经济政策侧重于经济发展，体现机会平等规则和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
社会政策侧重于社会发展，体现“基本权利保证的规则和社会调剂的规则”［11］。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出于发展的客观需要，就总体而言，经济政策是优于社会政策的。当前，我国发展已经超越之前那种以经济增长目标为主的阶段，转而追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等多维度的发展，由此党中央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这意味着要对政策进行调整，不仅要重视经济政策，还要重视社会政策，使二者在多种发展目标中寻求某种平衡，构建政策协同的生成机制。经济部门和教育、卫健、环境、科技等非经济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要从系统整体即从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出发，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协调，在保证信息畅通的基础上明确责任分工，以求“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避免出现“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而可能产生的整体无序和相互掣肘。
（三）实践协同
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这就要求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辩证关系，通过营造人人辛勤劳动共同致富的氛围，实现整体效应。首先，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顶层设计意味着立足全局思考问题，在深入把握规律、科学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对共同富裕工作进行整体设计、整体关照，提出当前及今后一个历史时期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理念、战略安排、重点举措、目标要求等具有根本性影响力的本质性问题，同时又要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
基层探索则要坚持推进共同富裕的正确方向和基本原则，充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地转化落实。党中央总体谋划，在经济发展状况等条件具备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先行先试，探索出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政策、衡量标准、实践路径，不断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做法和发展模式，然后在其他地区梯次推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次，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反复强调要学会运用辩证法，把握好局部与全部、当前与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
总之，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其要求是全方位的、多层面的，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这不仅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也是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要树立并坚持系统观念，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整体性、差异性、动态性、协同性等特征，不断拓展深化对于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形态的理解；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必须着眼于我国发展全局，整体统筹推进，摒弃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单打一思想，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跃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