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斯，陈玉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过去几十年里，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高农药高化肥投入的粗放经营方式，但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随着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已逐步成为当前我国应对农业面源污染、土地肥力下降等一系列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有力措施。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农业绿色生产方式的发展，大力示范并推行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等绿色技术和模式，实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大幅提升。但不可置否，农兽药残留超标和产地环境污染问题仍存在个别地区、品种和时段，化肥与农药的不合理利用导致的农业生产成本较快增长、农产品竞争力持续下降等问题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农业绿色发展技术体系，以全面激发农业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发挥农业绿色效益。
绿色防控技术是《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年）》中关于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研发的重要内容，基于“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绿色植保方针，旨在通过采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科学合理和安全使用农药等多项技术，实现有效控制农作物病虫害、生产安全放心、农业增产增收的目的。茶园绿色防控技术应用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茶叶病虫害等影响，茶园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茶叶品质下降，直接影响农户的农业收益。农业生产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茶叶生产更是众多山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19年我国山区茶叶主产区贫困农户的收入70%来自茶叶。在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并转向5年过渡期的关键时刻，仍需千方百计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但农村尤其是偏远的山区农村，由于地理位置、信息传递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仍是农业绿色生产方式推广与实施的薄弱地区。因此，有必要关注并探讨山区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及其对收入的影响。绿色防控技术因其科学、高效、环保、节本的技术特点及带来的社会、经济、生态效应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关于农业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个人与家庭、技术属性、社会网络、市场与政策环境方面。农户个人与家庭禀赋的差异性是引起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差异的内在因素，男性、年龄较小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绿色防控技术[1,2]，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对技术的采用意愿差异明显，且作物种植规模、家庭收入正向影响农户技术采用[3]，但家庭人口规模、劳动力数量却对技术采用表现出负向影响[4,5]。不同的农业技术属性导致农户存在技术选择偏向[6]，绿色防控技术由于其生产过程中不能带来劳动力的节约而导致部分农户的采用意愿较低[7]，当农户对技术感知易用性与有用性越高时，技术采用意愿也随之提高[8,9]。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网络在促进绿色防控技术推广与应用方面的作用越发突显，并通过社会学习、风险分担、服务互补等机制提升农户的技术认知水平，降低了技术采用风险与成本约束，促进了农户技术采用[5,10]。受市场环境的影响，市场激励机制中的市场预期、质量认证与合同保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有积极影响[11]，且市场监管对技术培训具有调节效用[12]。由于绿色防控技术的外部性与效益缓释性，技术效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政策的引导[13]。尤其在绿色市场发展不完善、利润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技术补贴[14]、推广服务[15]、引导性与激励性的环境规制[16]对促进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用有积极作用。
（2）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效应研究。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是为了加快农业可持续发展，但由于目前对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尚不成熟，导致技术采用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视角，学术界对不同绿色防控技术采用所产生的效应还存在一些分歧。一方面，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用兼具经济、社会、环境效益[17]，不仅有效减少了农业生产过程中杀虫剂的使用量，还提高了作物产量，促进收入增长[18]。当技术采用的数量越多时，农户的收入水平就越高[19]，在实现农户增收的同时，并不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20]。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及技术的组合采用有助于减少农户贫困和脆弱性，并改善农户的消费状况[21]。相较于未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的农户，采用户在农作物亩产利润、家庭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分别提高了8.73%、4.43%和2.87%[22]。另一方面，不同绿色防控技术采用过程中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影响了技术效应的发挥，如耿宇宁等发现，人工释放天敌技术与平衡施肥技术兼具经济与环境效应，但生物农药技术的经济与环境效应则不明显[23]。熊鹰等的研究结果显示，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用对稻农的生产绩效影响不明显[13]。黄炎忠等则发现，绿色防控技术对成本收益的改善幅度不明显，不同规模农户间的节本增收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且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用会带来病虫害防治成本上升[24]。
现有研究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及其产生的不同效应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对加快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有重要启示，但在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上仍有补充的空间。一是我国作为茶叶生产大国，在茶叶商品化不断提高的今天，市场对绿色、有机茶叶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如何通过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有效应对茶叶生产的质量安全问题，从源头上确保绿色优质茶叶的有效供给显得尤为重要。且已有与茶叶技术采用相关的研究多停留在单一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上，对技术采用带来的具体效应分析并不多。二是由于不同阶段的绿色技术采用存在依赖关系[7]，可能会引起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相互影响，因此在分析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时，还需考虑不同技术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同时，受某些无法观测变量的影响，农户技术采用中还可能存在由于“自选择”引起的样本选择偏差与内生性问题。基于此，文章将采取双变量Probit模型探讨农户不同绿色防控技术采用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不同技术采用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并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进一步测度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
1.1 理论分析
绿色防控技术以绿色发展为引领，遵循“绿色植保”的发展理念，通过采取一系列的环境友好型防治措施，优化农作物生长环境，提高农作物自身抗病防虫的能力，有效控制病虫害。目前国家主要推广应用的绿色防控技术包括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理化诱控与科学用药技术。根据调查地武陵山区茶叶种植农户实际技术采用内容，该文主要分析农户茶叶生产过程中采用诱虫板、杀虫灯防治茶小绿叶蝉等虫害的理化诱控技术，以及使用苦参碱等生物药剂的科学用药技术。
农户是技术的直接采用者与受益者，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认为，农户为追求经营目标的效益最大化，会根据自身情况对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最优配置做出合理决策。技术采用是农户综合自身家庭禀赋条件与不同技术属性特点进行的生产策略选择，由于禀赋约束导致农户间存在一定的技术选择偏向[6]。对于农户来说，理化诱控技术主要采用诱虫板、杀虫灯等物理干预手段，减少了病虫害防治过程中的人工投入，属于劳动节约型技术，农业劳动力缺乏或兼业程度较高的农户家庭可能更倾向于采用此项技术；
科学用药技术则通过施用生物农药减少病虫害，生物农药的购买需要较高的成本投入，属于资金密集型技术，家庭禀赋条件较好、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可能更愿意采用此项技术。此外，由于山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外部环境如农户居住地离市场越远，越不利于技术信息的获取[25]，也不利于就近购买技术采用所需材料，影响了农户对技术了解的及时性与采用的便利性。良好的社会网络环境不仅增进农户彼此的信任，还促进农户互助互惠与信息共享，加快技术的推广与应用[26]。政策环境中关于技术培训与资金补贴则提高了农户对绿色防控技术的认知水平，降低了农户的技术采用成本[27]。
经济效应是促使农户进行技术采用并提高采用强度的根本驱动力[28]。成本收益理论认为，成本是人们为获取某种收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是人们行为发生的基本出发点。只有当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预期净收益大于传统生产技术时，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才会发生改变[29]。技术的改进效应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节本增收，进而影响农户的收入水平[22]。一方面，农业绿色防控技术通过一系列生态调控手段对茶树的有害生物进行干预，减少农户对化学农药使用的依赖，降低化学农药的施用次数与使用量，节约化学农药的购买成本，从而间接增加农户收入；
另一方面，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用不仅减少了茶叶生产过程中的有害物质入侵，优化茶叶生长环境，提高各类生产投入要素的有效利用率，还增强了茶树的抗病防虫能力，增加优质茶叶产出，提升茶叶产品的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带来农业收入的提高。但在绿色防控技术的实际采用过程中，技术采用如何影响农户的最终收益情况还尚未可知，有待该文从农户个人与家庭、生产特征及社会支持等方面，进一步论证茶叶生产过程中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及其对农业收入的影响。
1.2 研究方法
1.2.1 双变量Probit模型
农户是否采用科学用药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为二项选择变量，若采用简单二元Probit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则可能忽略两个模型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带来估计偏差。因此该文通过双变量Probit模型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估计。用y1和y2分别表示农户对科学用药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的采用选择，设定y1=1表示农户采用科学用药技术，y1=0则未采用；
y2=1表示农户采用理化诱控技术，y2=0则未采用。用y*1和y*2两个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分别表示农户对两种技术的不同选择，方程表达式为：
式（1）中，x"1和x"2分别表示影响农户采用两种技术的各种因素，即解释变量，β1和β2为待估系数，扰动项ε1和ε2服从二维联合正态分布，两种技术采用的相关系数为ρ，即：
若式（1）中y*1＞0，说明农户采用科学用药技术，则y1=1，反之则y1=0；
同理，若y*2＞0，说明农户采用理化诱控技术，则y2=1，反之则y2=0。用方程表示为：
式（3）中两个方程是否存在相关性，是根据扰动项ε1和ε2的相关系数ρ来判断。若ρ=0，则模型中的两个方程等价于两个单独的Probit模型；
若ρ≠0，则说明模型中的两个方程存在相关性，可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y1和y2的取值概率进行最大似然估计。且当ρ＞0时，说明y1和y2之间存在互补效应；
当ρ＜0时，则为替代效应。
1.2.2 内生转换回归模型
为了衡量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带来的收入效应，该文拟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分析。相较于最小二乘法与倾向得分匹配法，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可以克服农户对技术的自选择引起的样本选择偏差与不可观测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测算技术采用农户未采用技术、未采用技术农户在技术采用情况下产生的收入变化，从而进行差异性比较分析。
为评估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效应，构建农业收入决定模型为：
式（4）中，Yi表示农业收入（取对数），Ti表示农户是否采用绿色防控技术，Xi为影响农业收入的其他因素，γ与α为待估系数，ϑi表示误差项。
由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采用两阶段回归估计，第一阶段为选择方程，即农户选择是否采用技术，公式为：
式（5）中，若Ti=1，则表示农户采用科学用药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
若Ti=0，则表示农户未采用技术。Zi表示影响农户是否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的各类因素，δ为对应的待估系数，μi为误差项。
第二阶段为结果方程，即将技术采用农户与未采用农户分为2个样本组，并分别构建2个农业收入估计模型为：
式（6）（7）中，Yi1和Yi0分别表示技术采用农户与未采用农户的农业收入，Xi为一系列解释变量，ϑi为误差项。同时，为提高模型的识别度，在式（5）的选择方程中引入工具变量“信息获取途径”。
根据式（5）技术采用的选择方程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λi1与λi0，以及误差项的协方差σμ1=cov(μi，ϑi1)，σμ0=cov(μi，ϑi0)，并代入式（6）（7）中，得到修正后的结果方程为：
式（8）（9）中，λi1与λi0修正不可观测变量带来的选择性偏差，τi1与τi0为误差项且满足条件零均值假设。基于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并进行反事实分析，可计算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对农户农业收入的总体影响。在反事实框架下，技术采用农户与未采用农户农业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ATT、ATU，公式为：
技术采用对农户农业收入的整体平均处理效应为ATE，公式为：
2.1 数据来源
该文分析数据来自2019年6月课题组在H省L市开展的“农户茶园生产技术采用”问卷调查。L市位于武陵山片区，气候适宜，土地肥沃，茶叶种植历史悠久，是各种名优茶生产的优势地区，也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农业适用品种与技术推介的主要地区，对分析山区农户技术采用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山区调研条件有限，结合当地农业管理部门提供的相关信息与事先掌握的预调研情况，调研组主要选取L市茶叶种植典型行政村展开问卷调查。通过与户主或了解家庭茶叶生产与技术采用情况的主要人员进行一对一访谈，共获取调查问卷670份。经问卷整理与分析，最终有效问卷为657份，问卷有效率98.06%。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人口信息、土地资源及耕种作物、茶园技术采用、政府支持与家庭收入信息等。
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2.2.1 因变量
（1）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农户对科学用药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的采用为二项选择变量，将技术采用赋值为“1”，未采用赋值为“0”。数据分析发现，样本农户中，采用科学用药技术的农户为375户，占比57.08%，采用理化诱控技术的农户为503户，占比76.56%。两种技术均采用的农户占比45.21%，有11.58%的农户未采用任何一种技术。
（2）农业收入：将农业收入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农户技术采用的收入效应。茶叶生产是被调查地区农户主要农业经营活动，对调查年份农户的农业收入进行对比发现，采用科学用药与理化诱控两种绿色防控技术的农户平均农业收入水平最高，为1.141 629万元，仅采用任意1种技术的农户平均农业收入为9 651.8元，分别比未采用技术的农户高2 369.8元与605.31元。t检验（P=0.049）发现，不同技术采用行为的农户之间农业收入存在显著差异。
2.2.2 自变量
结合已有文献研究成果与该文研究内容，选取户主性别、年龄与文化程度为代表反映农户个人特征，选取劳动力数量、是否有党员或村干部、家庭年收入反映家庭特征，选取种植规模、生产用车、采茶机、市场距离反映生产特征，选取亲戚朋友数量、技术或资金支持反映社会支持，工具变量为信息获取途径。关于各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3.1 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Stata15.0软件对双变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的拟合优度Wald检验通过了1%的统计性水平检验，说明模型整体估计结果有效，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农户关于两种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分析是适用的。两个方程扰动项的相关系数ρ值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户对科学用药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的采用行为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有显著的互补效应，即采用了科学用药技术的农户同时也倾向于采用理化诱控技术，反之亦然。
（1）从估计结果可发现，农户个人特征中，性别对农户采用科学用药技术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作为家庭生产的决策者，男性相较于女性来说对待风险的厌恶程度可能较低，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更倾向于采用新技术。年龄与年龄的平方对农户科学用药技术的影响均通过了5%的统计水平检验，且年龄的影响系数为正，年龄的平方则为负，说明年龄与科学用药技术采用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与张益[30]、侯晓康[31]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由表2中的相关系数计算可知，以年龄55岁为峰值点，当农户年龄低于55岁时，年龄与科学用药技术采用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农户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采用科学用药技术；
当农户年龄大于55岁时，年龄与科学用药技术采用呈现负向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的农户采用科学用药技术的积极性越低。相对与年龄较小的农户来说，年龄较大的农户往往务农年限较长，茶叶种植经验更丰富，由于受教育水平不高，对技术的了解与接受程度有限，相对于采用新技术需要面临未知的风险，更倾向于依赖自身种植经验。
表2 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双变量Probtit模型估计
（2）家庭特征中，劳动力数量对理化诱控技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家庭中处于16～59岁劳动力的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采用理化诱控技术。结合数据分析发现，劳动力数量多的农户由于年富力较强，兼业程度往往也较高。理化诱控技术可以通过投放粘虫板、杀虫灯等设施有效减少茶叶病虫害，减少人工施药除虫的时间，节约了劳动力投入。家庭年收入对科学用药技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采用科学用药技术的意愿越高。由于生物农药相比一般的化学农药价格较高，且茶叶生产的不同阶段所需生物农药不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更有能力承担科学用药技术采用所需的成本投入。
（3）生产特征中，采茶机对农户采用理化诱控技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械化采茶对茶叶的统一质量较高要求，理化诱控技术的采用减少了茶叶表面的蚊虫附着与农药残留，保证了茶叶品质，有利于农户实现机械化采收的规模效益。市场距离对理化诱控技术采用有显著负向影响，与市场的距离越远越不利于农户采用理化诱控技术，说明山区地理位置带来的交通不便与信息隔绝影响了农户技术采用的便利性，阻碍了农户及时了解最新技术，降低了农户技术采用的主动性。
（4）社会支持中，亲戚朋友数量对农户采用理化诱控技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家庭中身为企业主、教师、医生等职业的亲戚朋友一般受教育水平较高，见识面较广，农户对他们相对比较信任，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有助于农户了解相关技术，提高农户对新技术的接受度。技术或资金支持对农户采用科学用药技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科学用药技术的采用对温度、湿度、用量等方面有严格要求，技术讲解与现场操作培训有利于农户掌握正确采用该技术的方法与技巧，提高技术效率，资金补贴则减少了农户购买技术采用材料的费用支出，降低了技术采用成本。
3.2 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收入效应分析
在分析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收入效应之前，先对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性进行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F统计量的P值显著，且最小特征值（39.142）大于对应临界值（16.38），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信息获取途径作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进而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对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两阶段方程间的独立似然比检验值（LR）在5%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Wald检验通过了1%的统计性水平检验，相关系数ρμ0与ρμ1分别在5%与10%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与侯晓康等[31]研究结果相似，说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与农业收入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样本的选择性偏差确实存在，可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进行回归以避免估计结果有偏。
表3 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对收入的影响模型估计
技术采用方程中，采茶机、亲戚朋友数量、技术或资金支持、信息获取途径均对农户采用绿色防控技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距离则产生负向影响。说明拥有采茶机、亲戚朋友数量多、获得技术或资金支持、信息获取途径较多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绿色防控技术。农户通过手机、电视、邻居、村委会等获取信息的途径越多，说明农户的社会活动越广泛，信息获取能力越强，有利于及时、全面、有效地了解茶叶生产与技术信息，提高技术的可获得性，促使农户主动采用绿色防控技术。
比较技术未采用农户与采用农户之间农业收入的影响因素发现，家庭年收入、种植规模与生产用汽车均对技术未采用农户与采用农户的农业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年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经济禀赋条件较好，对茶叶生产有着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有能力承担茶叶生产中所需的资金、人力等各方面投入，实现农业收入增长。茶叶种植规模越大的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越高，在茶叶生产经营中对资金、人力、时间等投入也越多，农户通过实现规模效益提高农业收入。拥有生产用汽车的农户说明对农业生产有着较高的积极性，愿意对农业生产进行固定性资产投入，以便提高农业生产的便利性并获取更多回报。此外，对于未采用技术的农户，文化程度与农业收入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原因可能是，未采用技术的高学历农户的主要生产经营活动以非农为主，从事茶叶生产的时间相对较少，缺乏对技术采用的关注，导致农业收入水平不高。对于技术采用农户来说，年龄与农业收入存在“倒U”型关系，年龄较小的农户由于缺乏种植经验，尚未熟练掌握技术采用的方法与技巧，而年龄较大的农户往往受教育水平较低，对技术采用的理解能力有限，且身体素质相对较差，在茶园生产与技术采用的付出方面不如年富力较强的农户，因此农业收入相对较低。市场距离与技术采用户的农业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分析发现，离市场较远的技术采用农户生产经营活动相对比较单一，对茶叶生产的依赖性较高，种植规模往往较大，更注重通过技术采用尽可能获取更高的农业收入。
进一步分析农户绿色防控技术对农业收入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基于反事实分析框架，通过计算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总体上看，技术采用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0.717，未采用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ATU）为0.530。若技术采用农户不采用绿色防控技术，其收入将下降8.08%；
若未采用农户采用技术后，其收入将提升6.04%。t检验结果表示，反事实分析下的技术采用农户与未采用农户之间农业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表4 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对农业收入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3.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参照李亚娟等[32]研究方法，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进行检验。
（1）将被解释变量农业收入替换成人均农业收入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技术采用方程与结果方程的相关系数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技术采用方程中，性别、采茶机、市场距离、亲戚朋友数量、技术或资金支持以及信息获取途径均对农户技术采用有显著影响；
结果方程中，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种植规模、生产用汽车均对技术未采用农户人均农业收入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年龄的平方、劳动力数量、种植规模、生产用汽车、采茶机、市场距离均对技术采用农户人均农业收入有显著影响，基本与上述模型一致，说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2）不同研究方法的比较与验证。通过最小二乘法（OLS）、工具变量法（2SLS）以及处理效应模型（TEM）3种不同方法检验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对农业收入的影响。OLS回归估计中，技术采用对农户农业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说明OLS回归未能解决样本选择偏误与无法观测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侧面验证了内生转换回归模型估计的严谨性与有效性。2SLS估计中，DWH检验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拒绝技术采用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第一阶段F值显著大于10，表明信息获取途径作为工具变量是合理的，技术采用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正向影响农户农业收入。TEM估计结果显示，技术采用在10%的统计水平上对农业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再次验证了该文关于绿色防控技术采用有利于提高农业收入的研究结论，表明上述内生转换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不再一一阐述。
3.4 不同类型农户技术采用收入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内生转换回归结果证明，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对山区农户农业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反事实分析下，不同技术采用行为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效应不同。前文分析发现，家庭年收入与茶叶种植规模是影响技术采用农户与未采用农户农业收入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探究技术采用对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与不同种植规模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效应，通过异质性对比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技术采用对不同类型农户农业收入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从表5中技术采用对不同类型农户农业收入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变化值来看，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对高收入农户与大规模农户农业收入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低收入农户与小规模农户。其中，高收入农户农业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ATE）为1.156，显著大于低收入农户的0.567，表明农户家庭年收入在技术采用收入效应中的重要作用。家庭年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户的经济禀赋条件，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其经济禀赋条件较好，技术采用能力较强，能负担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所需的各种投入，有利于提高不同要素的综合生产能力，获取较高的技术采用收益；
而经济禀赋条件较差的农户，技术采用的风险抵御能力较低，由于无法满足茶叶生产中技术采用所需的其他要素投入，导致生产效率不高，影响了农业收入。大规模农户农业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ATE）为0.929，大于小规模农户的0.741，表明技术采用的增收效应因农户种植规模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异质性。种植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与管理，确保茶叶的产量与质量优势，且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用需要一定的成本投入，规模化经营的农户更有能力整合茶叶生产中对技术、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进而降低技术采用产生的单位面积投入成本，充分发挥规模效应。而小规模农户由于种植面积的限制，茶叶生产的标准化程度较低，茶叶产品质量不高，无法在市场上占据价格优势，加上技术采用的单位面积投入成本较高，导致规模经济不足，直接影响了茶叶生产的投入产出收益。
4.1 结论
该文利用武陵山茶叶主产区657户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关于科学用药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这两种不同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并在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克服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测算了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收入效应。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山区农户关于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用还有待提高，11.58%的农户未采用任意一种绿色防控技术，过半农户未同时采用科学用药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
（2）农户关于科学用药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的采用行为存在互补关系，影响农户采用两种不同技术的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家庭年收入、技术或资金支持正向影响农户采用科学用药技术，年龄与科学用药技术采用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劳动力数量、采茶机、亲戚朋友数量对农户采用理化诱控技术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距离则产生负向影响。
（3）绿色防控技术采用对农户农业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反事实分析发现，技术采用农户若未采用技术，其农业收入将会下降8.08%；
未采用技术农户若采用技术，其农业收入将提高6.04%。且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与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技术采用收入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
4.2 启示
（1）科学用药技术与理化诱控技术采用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应鼓励与引导农户同时采用这两种技术，强化技术组合采用的增产增收效应。
（2）拓宽农户信息获取途径。强化企业、推广人员与农户间的有效联结，在交通不便与生产资料不足的山区，通过加强线上社交网络软件宣传力度，以及线下组织村民成立技术互助小组等多种方式，促进农户间技术采用经验交流，实现资源与技术信息共享，降低技术采用风险。
（3）有条件地引导农户实现茶叶生产规模经营。种植规模对农户技术采用与农业收入有重要影响，可鼓励山区农户通过土地置换与出租、联合生产等多种方式，实现规模化与集约化经营，提高茶叶生产综合效率，增加农业收入。
（4）强化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用的技术培训与资金支持力度。尤其对于山区经济禀赋条件较差农户来说，应根据农户技术采用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强化技术培训内容，并完善绿色防控技术资金补贴名录，加大资金补贴覆盖范围，有效降低农户技术采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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